“没跟谁学。”我没提老算盘，“我就是收废品的时候见的东西多了，自己琢磨的。”

胖老板哼了一声，明显不信。但他没追问。他把烟重新点上，抽了一口，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落回肚子里的话。

“十五块。”

从五块到十五块，翻了三倍。但还是没到老算盘说的五十块。我摇摇头。

“二十。”他又加了五块。

二十块，离五十还差一大截。我咬咬牙：“五十，一分不少。”

“三十。”

“五十。”

“四十，不能再高了。”胖老板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那个动作带着点不耐烦，“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条街上除了我还有谁会收残片？你要是不信，拿着去隔壁老马家问问，看他给你开多少。”

他说的老马就是博古斋的马老板。老算盘说过马老板做人还算公道，他那里也许能卖到五十。但这个胖老板说对了一件事——在这条街上，收残片的店确实不多。大部分店面只做精品，一块巴掌大的破陶片，人家看都不一定看。

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陶片拿了起来。

“那我再转转。”我说了老算盘教的那句“放一放”。

胖老板摆摆手，大概是觉得这收废品的穷小子不知好歹。他重新拿起圆珠笔和报纸，再也没看我一眼。

我出了文古斋的门，站在街边，阳光刺得眼睛发疼。我攥着那块陶片，手心里全是汗。陶片被我的手捂得温热，绳纹硌在掌心，一道一道的。

四十块。其实胖老板开到这个价，我已经可以卖了。白捡的陶片卖四十，怎么算都是赚的。但老算盘说值五十，我就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愿意出五十。

我推着三轮车往前走，过了两三家店面，找到了老算盘说的那家“博古斋”。博古斋的门脸比文古斋大一些，招牌是黑底金字的，门口还挂了个鸟笼子，里面养着一只八哥，看见有人过来就歪着头叫了一声“里面请”。我心想这派头倒是挺足。

进去之后，马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瘦高个，穿一件深灰色的对襟棉袄，面相看着比文古斋的胖老板和气多了。他正用一块软布擦一只青花碗，听见有人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放下碗走过来。

“有什么东西？”

我把陶片递过去。马老板接过来，先是看正面，再看背面，然后用手指沿着绳纹摸了一圈，动作很慢，很仔细。看了得有两三分钟，才把陶片放下。

“汉代灰陶仓残片，模印绳纹，水坑出来的。”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笃定，“品相中等，尺寸偏小，纹饰保存得还行。你打算卖多少？”

他没问东西哪来的，也没说这是破瓦片。这就是老算盘说的“做人还算公道”。

“五十。”我说。

马老板笑了笑，不是嘲笑的，是那种“年轻人挺有主见”的笑。“五十高了点，这个品相的我最多给你四十五。”

从胖老板的五块到马老板的四十五，差了整整九倍。

我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但面上尽量没露出来。我点了点头说：“行。”

马老板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票子，数了四十五块递给我。我接过钱的时候手有点抖，四十五块，加上之前攒的零钱，再加上今天的废品收成，这一趟我就挣了小五十块。

“小伙子，”马老板在柜台后面把陶片用报纸包好，放进一个木头盒子里，“眼力不错。这条街上懂看陶片的人不多，你这年纪的更少。跟谁学的？”

“自己琢磨的。”我还是那句。

马老板没追问，只是说了一句：“以后有好东西尽管拿来。残片也收，完整的更好。”

我出了博古斋，站在街边，太阳正好。街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了，有遛鸟的老头，有拎着菜篮子的妇女，有一对牵着手的小年轻在逛地摊。我把那四十五块钱折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跟信用社的催收通知单放在一起。一个暖的，一个凉的。

我推着三轮车往古玩街口走，路过老槐树的时候，老算盘刚送走那个跟他谈价的老头，正用抹布擦他的紫砂壶。看见我走过来，他把壶放下，眯着眼打量了我一眼。

“卖了？”

“卖了。”

“多少？”

“四十五。”

老算盘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端起紫砂壶喝了一口茶，那口茶喝得比平时慢。

“博古斋老马收的？”

“嗯。”

“还成。”他说，“没给我丢人。”

就这四个字——没给我丢人。我从兜里摸出两块钱，放在他的地摊上：“大爷，这算学费。”

老算盘看了看那两块钱，又看了看我，把钱推了回来。

“你拿回去给你娘买点肉，”他说，“学费的事，等你挣了大钱再说。”

我没再推让，把钱收回去。推着三轮车走出古玩街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算盘还坐在槐树底下，紫砂壶冒着热气，他眯着眼望着街口的我，那个眼神很复杂，像在看一个迟早要出门远行的后辈。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蹬三轮车蹬得特别有劲。三十里路，往常骑回去腿都软了，今天倒是一点都不觉得累。路过村口的时候，我拐进小卖部，用那两块钱买了一斤猪肉和一块豆腐。小卖部老孙看见我买肉，还挺意外：“山河，发财了？”

“没有，就是今天多收了两件旧货。”

我娘看见我拎着肉回来，愣了一下。她没问我钱哪来的，只是接过肉去灶房里切。我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听见灶房里传来剁肉的声响，还有我娘哼着豫剧的小调。她很久没哼了。

吃过饭，我坐在自己床上，把兜里的钱全都掏出来放在被子上，一张一张地数。今天卖陶片四十五，卖旧报纸废塑料三块五，旧衣柜还没出手，那个修修能卖十五。算上之前攒的，手头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块钱了。

离两千八百块还很远。

但我开始觉得，也许不用还一辈子。

我把钱收好，从兜里掏出那张信用社的催收通知单，在煤油灯底下又看了一遍。“限两周内结清”——离最后期限还有十天。十天之内凑不齐两千八，但至少能再还一点，让他们看到我有还钱的能力，也许能再宽限一阵子。

我把通知单折好放回去，手碰到裤兜最深处，碰到了一个东西。

是那张烟盒纸。老算盘给我写的，邙山后沟村，老周。

我把它掏出来，在煤油灯下看了很久。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笔画都很用力。老算盘说过，老周是安阳派的，手艺是正经北派手艺，不搞那些歪门邪道。但他也说，干那行的十个有九个没好下场。

我把烟盒纸又放回了兜里。

还没到时候。

但那个念头又冒出来了——一块巴掌大的破陶片，地下埋了两千年，被犁头翻出来，被人拿来垫墙角，最后被一个收废品的穷小子捡走，卖了四十五块。

那要是直接下墓呢？

我吹灭煤油灯，躺在床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上的枣树影子拉得很长。远处邙山的轮廓在夜色里隐隐约约，像一群沉默的巨兽。那些巨兽的肚子里，不知道还埋着多少块这样的陶片。不知道还埋着多少值钱的东西。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睡觉。

但那个念头，怎么也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