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代子的病彻底好利索了，是在动身去日本的前三天。

那天早上她照例去浇花，提着水壶从第一棵浇到最后一棵，没洒一滴水出来。蹲下站起来的时候腰也没晃，腿也没软，站得稳稳当当。菜菜子从厨房门口探出头来看了一眼，转身对林越说了一句“好了”。林越正在院子里逗狗，抬头看了千代子一眼，千代子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浇花。

出发那天是个大晴天。山田提前安排好了车，从村里一路开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去日本。千代子收拾了一只小藤箱，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裳和那套从南京带回来的茶具。樱子听说要去日本，提前一天就把花圃里长得最好的几棵花苗挖出来装盆，说要带到日本去种。菜菜子把家里的鸡托付给邻居老太太照看，又准备了一包路上吃的铜锣烧。光子把按摩床拆了打包，说是到日本还能用得上。知子给林越备了三套换洗衣裳，按天搭配好了叠在箱子里。舞子把舞扇揣进袖口，英子把歌谱夹在胳膊下面，郁子把没织完的围巾收进布袋，芳子把药箱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从上海到长崎的船上，千代子靠着船舷看海。海面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她看了一会儿，转身对林越说了一句：“我当年就是从这条路来的。”林越站在她旁边，也看着海面：“那时候船上装的什么？”千代子想了想：“装的兵。还有枪和子弹。”她停了一下，又说：“现在船上装的什么？”林越说：“装的你。”千代子没接话，把被海风吹散的头发拢到耳后，继续看海。

到长崎港时，码头上已经站满了人。有穿西装的地方官员，有穿工作服的服务队员，还有几十个举着花束的百姓。天皇站在码头最前面，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和服，腰间系着深色的腰带。他看到林越走下跳板，弯腰行了一个合十礼，直起身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

“林爷，欢迎回来。”

林越点了点头：“花开得怎么样？”

“正是时候。东京、京都、奈良的樱花都开了，富士山脚下的晚樱也开了七八成。您想去哪里看？”

“先走走。”

从长崎到东京，坐的是天皇安排的专列。火车开动后，千代子靠着车窗看外面的景色——长崎的港口渐渐退远，海岸线弯弯曲曲地延伸出去，远处的山脊上覆盖着新绿和淡粉，那是山上野生的樱花。火车穿过九州，经过福冈、广岛、大阪，每到一站都能看到站台上站满了人，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挥着旗子。天皇提前跟沿线的地方官员打过招呼，让各地不必搞大规模的欢迎仪式。但还是有人自己来了，站在站台上朝火车挥手，有人喊“林爷”，有人喊“欢迎回来”。千代子看着那些站台上的人影，手搭在窗沿上，没有说话。

到东京时已是傍晚。车站外面的人更多了——从站前广场一直排到街上，密密麻麻的，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人举着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爷回来”。有人手里捧着花，有人举着自己做的小旗子。有个老太太挤到最前面，手里端着一碗水，颤颤巍巍地递过来：“林爷，路上辛苦了，喝口水。”林越接过来喝了一口，把碗还给她，老太太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天皇在东京安排了一处安静的宅子让林越一行人住下来。宅子不大，但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樱花树，花开得正盛，花瓣从枝头垂下来，密密匝匝的，把院子里的石板路都遮住了。千代子站在院子中间抬头看了一会儿，花瓣落在她肩膀上，她伸手拈了一片放在掌心里看了看，又放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林越说去富士山。

车队从东京出发，沿着新修好的公路往西走，途经横滨、箱根，远处的富士山轮廓越来越清晰。山脚下那片缓坡上的樱花林已经长成了——树苗种下去才几年，如今已经有两人多高，枝干舒展，花苞密密地挂在枝头。有的树已经开满了，粉白色的花瓣在阳光下透着光；有的树才开了两三成，花苞鼓鼓的，像一颗颗小绒球。整片坡地铺满了淡粉色和白色的花，从坡脚一直延伸到坡顶，跟远处的富士山雪顶连在一起，远远看去像一幅画。

千代子站在坡脚下面，仰头看着那片樱花林，脚步停住了。她站了好一会儿，才抬脚沿着坡脚的小路慢慢往上走。走到那棵长得最高的樱花树下面时，她停下来，伸手摸了摸树干——树干已经有碗口粗了，树皮光滑，上面有一道浅浅的刻痕，是当年种树时留下的标记。她站在树下面，花瓣从头顶飘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和肩膀上。

“林爷。”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林越听到了。

“嗯。”

“真美。”她抬头看着满树的花，停了一下，“谢谢林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