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清场后的第三天，杜城让瓶子在码头中间的货场上摆了十张折叠桌。

椅子不够，又从仓库里搬出来几十把塑料凳，新旧的混着，有的凳面裂了缝，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勉强坐着。桌上铺的是一次性塑料桌布，红白格子的，被风掀起一角，用啤酒瓶压住了。

杜城站在铁壳船甲板上看着工人一张一张搬桌子，一瓶一瓶码啤酒。阿昌从厨房那边端着一大盆刚炒好的河粉从码头上走过来，油光在阳光下闪亮亮的，热气往上冒。瓶子和阿水在摆碗筷。阿强从货场那边搬了整箱的冻鸡翅过来，用推车推着，车轮在水泥地上滚得吱呀响。

下午五点半，太阳还挂在天上，但已经偏西了。码头上干活的工人陆续收了手里的活，有人把扳手放回工具箱，有人把推车推到墙角靠好。他们互相看着，有人朝摆桌子的方向努了努嘴，有人擦了把汗往那边走。一个穿蓝工装的年轻人试探着在塑料凳上坐了下来，像不太确定这凳子是不是给他留的。他旁边又坐了一个，然后是第三个。

杜城从铁壳船上跳下来。他走到那张最中间的桌子旁边，没有坐，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瓶啤酒，瓶盖已经起开了，瓶口冒着细小的白沫。

码头上的人慢慢围过来了。十张桌子坐了六七成，还有一些人站在外围，手里拿着碗筷，等着。阿昌端来的那盆炒河粉被分到每个桌子上，热腾腾的，酱油色均匀，葱花撒在表面。

杜城端着啤酒瓶，等最后一批人坐下。码头上安静下来了，连铁壳船那边刷漆的刷子也停了。他开口了。

“我叫杜城。海南来的。来广州十天，码头归我了，冷库归我了，铁壳船归我了。”他停了一下，扫了一圈坐在桌边的那些人，“你们以前跟陈家干的，现在陈家的人走了，你们还在。你们愿意留下来，以后跟我干。”

坐得最近的一张桌子上，一个穿着灰背心的中年人抬头看着他，嘴角还沾着炒河粉的酱色：“杜老板，跟你干——工钱怎么算？”

杜城把手里的啤酒瓶放在桌上：“陈家以前给你们多少？”

灰背心想了想：“按天算的，搬一车八十，冷库搬货一百二，看货场的一百五一天。”

“从明天起，搬一车一百二，冷库搬货一百六，看货场的两百。月底结账，不拖欠。”

灰背心手里的筷子停住了。他旁边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把嘴里的河粉咽了，小声重复了一遍：“一百二？”

“陈家给多少我翻倍。”杜城说，“但有一条——干活认真干，不偷懒，不磨洋工。偷懒的，减回去。磨洋工的，走。”

灰背心沉默了两秒，然后端起面前的啤酒杯，没说话，仰头灌了半杯。他放下杯子的时候杯沿磕在桌面上，很响的一声。那声响像是某种信号，周围几张桌子上有人端起了杯子，有人夹了一块鸡翅塞进嘴里。

外围还站着几个人，犹豫着没有坐下。杜城看到了他们——一个靠在堆货区柱子上的年轻工人，两个蹲在墙根底下的老搬运工，还有一个站在铁闸门旁边，手里拎着个空饭盒。杜城朝他们那边抬了一下下巴：“站着不饿？坐下来吃。不收你们钱。”

蹲在墙根底下的两个老搬运工先动了。其中一个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到最角落那张桌子坐下了。他坐下之后伸手拿了一双一次性筷子掰开，夹了一口炒河粉塞进嘴里，嚼了几口咽了，才抬头看了杜城一眼。他什么都没说，但那双筷子的动作没有再停。

拎着空饭盒的那个人也走了过来，在另一张桌子坐下。他坐下的时候凳子腿歪了一下，他偏了一下身体稳住了。杜城走过去，弯腰把那把凳子腿垫平了，地面压了一块碎砖头。那人看着杜城蹲下去垫凳子，嘴唇动了动：“谢了，杜老板。”

“叫杜城就行。”

那人点了点头。

十张桌子慢慢坐满了。有人开始碰杯，玻璃瓶磕玻璃瓶的声音此起彼伏，清脆的，闷的，混在一起。阿昌从厨房又端来一盆炒河粉，这次加了蛋，金黄色的碎蛋裹在白色的河粉条上。瓶子拎着一箱啤酒从货场那边过来，往每张桌子底下放几瓶，弯腰放的时候衣摆扫到桌角的酱油碟，碟子晃了一下。阿水跟着帮他把空酒瓶收走，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塑料袋已经拎了两趟了。

杜城坐到了中间那张桌子的空位上。他旁边坐的是阿昌，对面是灰背心。灰背心已经喝了第二瓶，脸有点泛红，他把空瓶放下，看着杜城：“杜老板，陈家以前在这码头干了二十年。你十天就拿下来了。你后面还有人吗？”

杜城把面前那瓶啤酒端起来喝了一口：“有。后面还有二十天、两百天。广州不是只有陈德彪一个人。”

灰背心把空瓶放在桌上：“那我跟你干。”

他端起新开的啤酒又倒了一杯。旁边坐着的一个年轻人也端起了杯：“我也跟杜哥干。”

对面那桌有人跟着说了一句“跟了”。然后是一桌人碰杯的声音。声音从近处传到远处，像一圈水纹扩散开。

杜城把啤酒瓶放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拆开，抽出一根点上。烟雾从他嘴边散出来，在餐桌上方升腾，混进傍晚的空气里。太阳已经落到了码头西边的楼层后面，天空从灰蓝色变成橘红色，光线柔和了，照在桌面上，塑料桌布的白底上印着斜斜的影子。

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按在空啤酒瓶里，滋的一声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