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城走进香港养和医院的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从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下来，在门口的地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白色光斑。

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快步走过，有推着轮椅的护工，有拎着果篮和鲜花的访客，有人坐在长椅上低头看手机，有人站在门口打电话。

一切都是日常的、安静的、秩序井然的。

杜城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看着那扇自动门一开一合，有人在进，有人在出，像一座永远在运转的钟表。门在他面前开了三次，他都没有迈步。

第四次的时候，他走进去了。

住院部的电梯需要刷卡才能到达指定楼层。杜城在前台报了何兆坤的名字和病房号，护士核实了他的身份后递给他一张临时通行卡。他没有去问为什么何兆坤的病房允许访客，这年头重症监护的管控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死板了，有亲属安排、有适当手续，就能进去——何家的人已经打过招呼了。护士告诉他，探视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不能拍照，不能录音。

杜城点了点头，拿着通行卡走进电梯。按键上面写着十二楼，他按了一下，电梯开始上升。数字跳动得很慢，每一层都停一下，像是故意放慢了速度。到了十二楼，门打开，走廊里很安静，灯光是暖白色的，墙壁是浅米色的，地面铺着防滑的浅灰色地砖。护士站里坐着两个护士，正在低声交谈，看到他出来，其中一个人抬头看了一眼他的通行卡，然后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

杜城沿着走廊走到尽头。走廊两侧的病房门都是关着的，门上嵌着一块小小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大多数房间是空的，床铺铺得整整齐齐，像没有人住过。有一间房间里住着一个老人，戴着呼吸机，床边的仪器屏幕上跳动着一条平稳的绿线。杜城经过那扇门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但只看了几秒，又继续往前走。

何兆坤的病房在走廊的最尽头。门上的玻璃窗比别的房间大一些。杜城站在那扇门前，没有推开。他透过玻璃窗看到里面——一张病床，一个瘦削的老人躺在上面，身上连着几根管子，白色的被单盖到胸口，被子下面几乎看不到起伏。病床旁边的仪器屏幕上显示着几条不同颜色的曲线，平稳地跳动着，像一座低矮的山脉，在时间的横轴上绵延起伏。

老人的脸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嘴唇发白，几乎没有血色。他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又像是一直在睡。他的右手露在被子外面，手指微微蜷曲着，指甲剪得很短，修剪整齐。手背上有几块褐色的老年斑，像时间在他皮肤上随手留下的标记。

杜城站在门外，看了很久。他没有推门，也没有离开。他在看这个躺在病床上的人。七十多岁，曾经的何家掌门人，在香港、海南、广东、福建翻云覆雨了半个世纪。他见过无数人，签过无数份文件，坐在无数张桌子后面，对无数人说过“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现在他躺在这里，身上插满了管子，需要机器来替他呼吸，需要护工来替他翻身，需要别人来决定他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他的命还活着，但人已经不太像人了。

杜城推开门，走了进去。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运行的嗡嗡声和呼吸机轻柔的送气声，像是有人在用很低的声音持续说话。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药味混合的气味，干净，但并不温暖。杜城走到床边，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椅子是医院标配的，塑料材质，坐上去有些凉，靠背很直，不太舒适，像所有医院椅子一样被设计成让人坐不久的样子。

何兆坤没有睁眼。仪器上的曲线还在平稳地跳动，像没有察觉到有人来了。杜城坐在那里，没有催他，也没有开口。他像是等着这场对话以它自己的速度开始，而不是强行加速。

何兆坤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像是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撑开眼皮，它们开得很慢，很慢。他看到了杜城，没有惊讶，也没有恐惧。他的目光很平静，像是在看一个他早就知道会来的人。

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很小，沙哑，像是很久没有开口说过话：“你是沈玉华的儿子。”

杜城没有回答。

何兆坤的目光落在天花板上，停了一会儿，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他重新开口，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一些，但仍然很轻，轻得像是会被仪器运转的嗡声淹没：“她走的那天，我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澳门开会。我没有赶回来。后来我想，如果我在场，她最后看到的会不会不一样。”

杜城没有动，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讨论自己母亲的事情：“你下了药，安排好了医院，封锁了消息。你在不在场，结局都一样。”

何兆坤沉默了一会儿。“我不是来给自己辩解的。”

“那你是来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