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福田区的一栋老旧居民楼，七楼，没有电梯。杜城顺着楼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第三层才开始亮，光线昏暗，蒙着灰尘。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油烟和潮湿墙皮的气味，像是很多年没有人认真打扫过。

他在701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门链还挂着，门缝里露出一张脸——六十岁上下，圆脸，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旧眼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的眼睛微微眯着，像是近视，又像是在辨认来人。他看了杜城几秒，然后问了一句：“你是谁？”

“姓杜。从海南来的。想跟您打听一些旧事。”

老人沉默了几秒，然后解开了门链。门开大了一些，他侧身让杜城进去。“进来吧。”

屋子里不大，客厅里堆着一些纸箱和旧家具，茶几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正在播午间新闻。沙发是棕色的皮沙发，皮面已经裂开了，露出里面发黄的填充物。老人关上门，走到沙发旁边坐下，杜城在他对面的一把折叠椅上坐下来，目光扫过房间，在茶几边缘停顿了一下——茶几上压着一本泛黄的相册，露出一角，像是刚被翻过，还没有来得及合拢。

“你想打听什么？”老人的声音有些沉，带着一种老烟嗓的沙哑。

杜城没有绕弯子：“何兆坤。二十多年前在海南做过的事。”

老人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了一下。“你是他什么人？来要钱的？”

“我是杜建国的儿子。我母亲叫沈玉华，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见过何兆坤一面。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老人盯着他，脸上的肌肉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拉紧了一瞬。他没有说话，但这种沉默本身已经是一种回答——他知道杜城在说什么，他知道杜城说的是对的。他看着杜城，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和自己做最后的核实。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你妈的事，我只知道一部分。”

杜城没有催他，等着他往下说。

“我是何兆坤当时的司机，兼做一些杂事。你母亲来香港那次，是我开车去酒店接何兆坤。”老人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本相册的边缘上，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他们在酒店餐厅吃饭，我在车里等着。后来何兆坤让我去买一样东西，我就去了。回来的时候，你母亲已经不在餐厅了。我问了一句，何兆坤说她已经走了。”

杜城听着，脑子里在对照父亲卷宗里的时间线。“那天晚上，你买了什么东西？”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判断该不该说。“他让我去买一种叫罗氏的喉糖。酒店附近没有药店，我跑了很远才买到。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餐厅，一个人坐着喝茶。他问我买到了没有，我说买到了。他接过去，看了一眼包装，然后放进了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再说。”

杜城没有打断他，目光在那本相册上停了一下。

“你母亲走之后不到一个月，林茂生拿了一笔钱，很快就死了。我当时就知道不对，但我没有证据，也没有胆量去查。”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但每次都还是在掏自己的事，“后来何兆坤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提那天晚上的事，说那是误会。我没再提过，也没有再见过何兆坤。”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电视里午间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像一层薄薄的白噪音浮在两个人之间。

“你愿意出庭作证吗？”杜城问。

老人看着他，目光有些复杂，像是在衡量着什么。“你手里有证据吗？”

“有。录音、转账记录、人证。缺的就是一个能把这串人证串起来的人。你就是那个人。”

老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干瘦，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道老年斑，像是写满日子的旧纸。他看了很久，久到杜城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来，说：“如果你能保证我家里人不会有事，我可以作证。”

杜城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茶几上。“这是我的电话。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