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城是在父亲的旧书桌底层抽屉里找到那份卷宗的。

卷宗用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装着，封口处贴着一张泛黄的胶带，胶带已经干了，边缘翘起来，露出底下发白的纸面。

他拉开抽屉的时候，文件袋被压在一堆旧票据和笔记本下面，像是被人刻意藏在那里，又像是随手一塞就忘了。

他拿出来，解开缠在封口上的细绳——绳是棉的，已经起毛了，解开的时候有一股陈年灰尘的气味——抽出里面的东西，是十几页纸，有手写的，有打印的，有复印件。

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曲，拿在手里能感觉到纸面那种岁月留下的糙感，像是沙砾摩擦过许多次。

第一页是一份手写的记录，字迹是父亲的，笔锋有力，但有几个字写得特别重，像是写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

记录的内容很短：“1997年6月，你母亲从香港回来第三天，开始出现不适。7月15日，住院。8月3日，病情加重。

8月17日，去世。医院诊断：急性病毒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父亲的笔迹在这里停了一下，在“病毒”两个字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墨迹洇开，像是笔尖停留了一会儿。

第二页是几份病历复印件，字迹潦草，是医生写的，杜城认不出上面的术语，但能看到日期和诊断结论。

日期跟父亲记录的一致，诊断结论没有给出具体的病原体，只写着“疑似病毒感染”。

第三页是一份酒店的消费记录复印件——母亲在香港住过的酒店，餐厅的账单，其中一张上面有用铅笔写的备注：“何兆坤，当晚请客。”

杜城的手指在“何兆坤”三个字上停了一下。

他继续往下翻。第四页是一份手写的名单，上面列了七八个名字，包括何兆坤和另外两个香港商人的名字，名单底下有一行字，用更细的笔写的：“何的帮手：林茂生，已故。周德成，仍在。

陈国伟，仍在。”这三个名字后面跟着不同的标记——林茂生后面画了一个圈，周德成后面画了一个问号，陈国伟后面画了一条横线。

第五页是一份复印的银行转账记录，金额不大，只有二十万，但备注栏里写着“咨询费”，收款方是一个叫林茂生的人。转账日期是母亲去世前一周。

杜城看着这个日期和备注，在脑子里把几件事拼了一下——林茂生是名单上的人，何兆坤的帮手，在母亲去世前一周收到了一笔二十万的“咨询费”，然后母亲就去世了，林茂生也去世了。

杜城把文件袋翻了个底朝天，从最底层倒出一张照片。不是他母亲的照片，是一个陌生男人——四五十岁，圆脸，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旧夹克，站在一个港口前面，背景是灰白色的天空和几艘搁浅的货轮。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林茂生，1999年。”那一年，杜城的母亲已经去世两年了。林茂生没有因为那笔钱活得更久。

杜城坐在父亲的旧书桌前，把那份卷宗完整地看了一遍，然后从头又看了一遍。第二遍比第一遍慢，像是在脑子里把那些碎片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何兆坤请母亲吃饭，在饮料里下了药，然后通过林茂生处理善后，用二十万封口。母亲回来后发病，去世，医院诊断是病毒感染，没有立案。林茂生收了钱，但两年后也死了，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被处理掉了。

何兆坤还活着。七十多岁，躺在香港养和医院的ICU里，但还活着。他没死。

杜城把卷宗放回文件袋里，用细绳重新缠好，放回抽屉底层，压回那些旧票据和笔记本上面。他合上抽屉，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已经黑了，院子里的灯还亮着，龙眼树的影子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像是一道深色的裂缝延伸向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