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杜总，你听谁说的？”

“杜远山。他在看守所里。他可以当证人。”

何俊生又沉默了三秒。“杜总，录音我可以给你。但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何家的家产分割案，你帮我。你外公在香港的人脉，帮我在董事会里争取支持。你在北京的关系，帮我打通上面的关节。事成之后，何家在海南的所有业务，全部交给你的冷链网络。何家从此退出海南。”

杜城沉默了几秒。“何公子，你跟你二叔三叔争家产，我不想掺和。但你手里有我母亲案子的证据，我没有选择。我帮你，但你得先把录音给我。”

“不行。录音我只能在关键时候给你。你帮我拿到家产，我把录音给你。”

杜城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何公子，你不给我录音，我怎么相信你？”

“杜总，你不帮我，我怎么相信你？”

两个人沉默了几秒。杜城先开口了。“何公子，录音我可以等。但我母亲的事，不能等。你先把录音的副本给我，我找专家鉴定真假。如果是真的，我帮你。如果是假的，你就不用再找我了。”

何俊生想了想。“行。我让人把录音的副本送到三亚。”

“好。”

杜城挂了电话，把手机揣进兜里。他站在看守所门口，看着远处的天空。天很蓝，蓝得不像话，但他觉得那片蓝很冷，冷得像是要滴下水来。

他上了车，靠着椅背，闭着眼睛。

“勇哥，回三亚。”

帕萨特驶上高速。杜城睁开眼，看着车窗外。他想起母亲，想起父亲，想起杜远山说的那些话。何兆坤在饮料里下了药，何俊生在场，录了音。何俊生拿着录音，当作争夺家产的筹码。二十多年前的一条人命，变成了何家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

“妈，”他在心里说，“你的公道，我会讨回来的。”

三天后，何俊生的人把录音的副本送到了三亚。U盘，银色的，很小，比小拇指还短。杜城把它插进电脑，点开音频文件，耳机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带着香港口音的声音：“药放了吗？”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回答：“放了。她喝了。”苍老的声音说：“好。等她回到海南，就会‘生病’。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杜城听了三遍。每一遍都像是在他心口上割一刀。第一遍的时候，他的手指在发抖；第二遍的时候，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第三遍的时候，他平静了。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死水下面，是翻涌的岩浆。

他把U盘拔下来，装进信封，锁进了保险柜。

然后他拿起手机，拨了周律师的号码。“周律师，我母亲案子的证据，我拿到了。何俊生给我的录音，何兆坤亲口指使下药。还有杜远山的证言。够不够立案？”

周律师沉默了两秒。“够。但这些证据的来源需要核实。录音需要做声纹鉴定，证言需要杜远山在法庭上说出来。如果都属实，你母亲的案子可以重新调查。”

“那就重新调查。”

“杜公子，你母亲去世二十多年了，尸体已经火化，毒理检测做不了了。就算有录音和证言，也很难定罪。”

杜城沉默了几秒。“周律师，我不要何兆坤的命。他躺在ICU里，命不长了。我要他的名声。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何兆坤是个杀人犯，何家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我要让何家在海南身败名裂，再也抬不起头。”

周律师叹了口气。“杜公子，这比定罪还难。”

“我知道。但我要做。”

挂了电话，杜城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海面。海面上阳光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像是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金子。

何俊生的录音，杜远山的证言，母亲的公道。他要一步一步地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