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良向法院主动交代的当天下午，杜远山在海口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律师打来的。律师的声音很急，像是有人在他身后拿着鞭子催他说话：“远山哥，陈国良反水了。他去找了法官，说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是你指使他出的。法官已经把他交代的内容记录在案，说要作为证据使用。这个案子，我没法接了。您另请高明吧。”

杜远山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就挂了。他握着手机，指节泛白，想拨回去，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两下，又停下了。律师不接了。合作了五年，连声招呼都不打，说不接就不接了。

第二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副总姓何，跟何家没有关系，跟了杜远山七年，分管港口业务。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一件不能让旁边人听到的事：“远山哥，港务局那边来电话了。说我们的码头租赁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让我们三个月之内把设备搬走。我在公司干了七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远山哥，这个月的工资我就不领了。辞职信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第三个电话是银行打来的。信贷部的王经理，平时说话客客气气，今天换了一个人似的，语气硬得像块铁：“杜总，您的贷款逾期已经超过九十天了。按照合同约定，我行决定提前收回全部贷款。请您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归还本息合计八千六百万元。逾期不还，我行将依法处置您的抵押资产。”

杜远山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陈国良反水了。律师不干了。副总辞职了。银行收贷了。一天之内，四件事，像四把刀，一刀一刀地捅在他身上。最疼的不是这些事本身，是这些事背后的人——律师跟他合作五年，副总跟他七年，银行跟他合作十年，说不干就不干了，连句再见都不说。

杜远山睁开眼，拿起桌上的茶杯。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倒，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得他皱了皱眉。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赵四。

“远山哥，我在老宅。老刘头走了。”

杜远山的手指抖了一下。“走了？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收拾了行李，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他说他老了，干不动了，想回老家养老。他走的时候，把老宅的钥匙留下了。”

杜远山没有说话。

“远山哥，老宅的钥匙在我手里。您要不要回来看看？”

杜远山沉默了几秒。“赵四，你也走吧。我不怪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赵四的声音有些哑：“远山哥，我不走。”

“你不走，留在这里干什么？公司没了，老宅空了，我很快也要进去了。你跟着我，什么都没有。”

“远山哥，您当初收留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走和不走，对我来说都一样。但走了，我这辈子心里都不会踏实。”

杜远山的眼眶红了。他把手机从耳朵边拿开，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然后他贴回耳朵，说了一句：“赵四，你替我去做一件事。”

“什么事？”

“去老宅，把那棵龙眼树下的账本挖出来。交给杜城。”

赵四愣住了。“远山哥，那是……”

“那是我父亲当年侵吞大伯资产的账本。杜城一直在找。你挖出来，交给他。告诉他，我认了。”

赵四沉默了几秒。“远山哥，您想好了？”

“想好了。”

挂了电话，杜远山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海口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很低，压得人胸口发闷。远处海面上那几艘货轮的影子模糊不清，像几团灰色的墨渍。他推开窗户，海风灌进来，带着咸腥味和远处港口货轮的汽笛声。

他想起了父亲。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远山，我对不起你大伯。你替我还。”父亲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眼睛。那是五年前的事。五年来，杜远山没有替父亲还过一分钱的债，反而变本加厉，把杜城逼得跳了海，把大伯逼得在狱中被人打断了肋骨。

“爸，”杜远山对着窗外的天空说，“您欠的债，我还不了了。”

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吹动桌上的文件，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赵四当天晚上就从海口赶到了三亚。他开了一辆老款的别克，后备箱里放着一个帆布袋子，袋子里装着从龙眼树下挖出来的账本。账本是用油纸包着的，埋在地下快十年了，纸已经泛黄，边角有些腐烂，但字迹还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