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城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日子回海南。

不是节日，不是纪念日，不是什么黄道吉日。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天有点阴，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下雨。他从三亚坐高铁，一个人，一个背包，没有带任何人。李二虎要跟来，他没让。常虎说要派人送，他也没让。他说：“我是回自己的家，不是去打架。带那么多人干什么？”

高铁从三亚到海口，不到两个小时。杜城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景色从椰子树变成香蕉林，从香蕉林变成稻田，从稻田变成甘蔗田。这条线他走了很多次，但这一次不一样。以前他是去办事，去谈判，去求人。这一次，他是回家。

列车到达海口东站的时候，天开始下雨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是有人在天空上撒了一把针。杜城出了站，站在出站口的屋檐下，点了一根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雨水中散开，像一只无形的手在空气中写字。他看着对面的马路，车来车往，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在海口，认识他的人不多。他在三亚打出了名堂，但在海口，他还是那个“杜建国的儿子”，那个“被杜远山赶出去的落难公子”。没有人来接他，没有人给他送花，没有人在出站口举着牌子喊他的名字。他不需要这些。

他抽完那根烟，把烟蒂掐灭，扔进垃圾桶。然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杜家老宅的地址。

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操着一口海南普通话，说话的时候嘴里像含着个乒乓球。“你去杜家老宅？你是杜家的人？”

杜城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算是吧。”

“杜家这几年不太平。老大进去了，老二跟老三争家产，争得一地鸡毛。你是老几？”

杜城笑了一下。“我是老四。”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多问。

出租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停在了杜家老宅门口。老宅还是那个样子——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门口那两棵老榕树比小时候更粗了，枝叶遮住了半边天。但门前的石狮子少了一只，不知道是被谁搬走了还是自己倒了。门上的油漆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门楣上那块“杜府”的匾额还在，但字迹已经模糊了，不仔细看认不出来。

杜城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门，看了很久。这扇门，他走了二十多年。十八岁之前，每天从这里走出去，走进来。后来去了三亚，半年回来一次。再后来，被杜远山的人从这扇门里赶出去，差点死在海上。现在，他回来了。

他推开门。

门没有锁。门轴发出刺耳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哭。院子里没有人。老刘头不知道去哪儿了，也许走了，也许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那棵龙眼树还在，比以前更粗了，树冠遮住了半边院子。杜城走到树下，抬头看了看。树上结满了果子，青的黄的，沉甸甸地垂下来。

他伸手摘了一颗，剥开皮，塞进嘴里。很甜。

他站在树下，把那一颗龙眼吃了，核吐在地上。然后他转过身，朝正屋走去。正屋的门也开着，里面黑漆漆的，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他站在门口，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才走进去。

正屋的摆设跟以前一样——太师椅、八仙桌、条案、香炉，但都蒙了一层灰。条案上供着杜家先祖的牌位，最前面是他爷爷的，然后是奶奶的，然后是母亲的。母亲的牌位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母亲年轻时候的，穿着白裙子，站在海边，笑得很好看。

杜城站在母亲的牌位前面，鞠了三个躬。然后他点了一根烟，放在香炉里，当香用了。烟在牌位前慢慢升起，像一条灰色的丝带，飘到屋顶，散开了。

“妈，我回来了。”杜城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外公也回来了。他在境外，但他说很快就会回来。你的事，他跟我说了。害你的人，我不会放过。”

没有回应。屋里很安静，只有雨打在屋顶瓦片上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像是在替母亲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