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的飞机上,程远把十二页的报告又看了一遍。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的小桌板放下来,报告摊在桌板上,纸页的边角用一支黑色的长尾夹夹住,防止机舱里的气流把纸吹翻。他的手指在报告的第五页上停了一拍,指腹在伦敦的票房数据上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把报告翻到第六页,上面是星途内容的分类清单——短剧十部、纪录片六部、综艺三部、电影四部。他在每一类后面用红笔标注了目标城市,短剧后面写的是巴黎和柏林,纪录片后面写的是伦敦和巴黎,综艺后面写的是柏林,电影后面写的是伦敦。清单的右下角写着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巴黎做短剧,柏林做综艺,伦敦做纪录片和电影。三条线并行,先做小规模试点,数据好再扩大。” 林瀚坐在他旁边,靠过道的位置。他穿了一件深炭色的薄西装,领口没有系领带,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解开,露出一截喉结和锁骨之间的弧度。西装袖口露出半寸白衬衫的袖边,边缘有一道极细的银线滚边。他把座椅靠背往后调了一寸,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膝盖与肩同宽,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松松地交握着。他的目光从程远的报告上移开,落在舷窗外面。云层在机翼下方铺成一片灰白色的平面,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平面上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带。他把视线从舷窗收回来,看着程远。“巴黎的渠道你联系好了?” 程远把报告从桌板上拿起来,翻到第七页,手指在“Le cinéma”的名字上停了一拍。“联系好了。伊莎贝尔,五十多岁,法国人,做独立发行做了二十年。她的公司不大,但渠道很稳。巴黎的独立院线里,有四十家和她有长期合作。她之前做过三部华语电影的发行,票房最好的一部卖了八百万欧元。我在好莱坞的时候和她合作过一次,她对华语电影的判断很准——她看片的时候不看导演,不看演员,只看画面。她说‘画面好的电影,观众会自己走进影院’。”他把报告翻到第八页,手指在伊莎贝尔的联系方式上停了一拍。“我给她发了星途的短剧和纪录片片段,她看了之后回了一封邮件,只有一句话——‘裂纹里的光,我想在巴黎的银幕上看到’。” 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程远在机场的到达大厅里打开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是伊莎贝尔发来的——“办公室在玛黑区,下午四点。我泡了茶,中国茶。”他把手机递给林瀚看了一眼,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提起行李箱往出口走。巴黎的早春比北京暖一些,机场外面的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但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道,是下雨之后地面蒸腾上来的。程远在出租车上用法语和司机交谈,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了一下,把伊莎贝尔的地址指给司机看。司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法国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领口立起来贴住下巴。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程远,又看了一眼林瀚,用法语说了一句什么,程远笑了一下,用法语回了一句。 Le cinéma的办公室在玛黑区一条窄巷的尽头,和叶诗涵办展览的那家画廊隔了两条街。办公室在一栋老建筑的一楼,门面不大,门框是深绿色的木框,门板上钉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Le cinéma”和伊莎贝尔的名字,铜牌的表面氧化出一层暗绿色的铜锈,字迹的边缘被磨得有些模糊。程远推开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极轻的“吱”。办公室里面比外面看起来大一些,大约四十个平方,靠墙摆着两排书架,书架上塞满了电影海报和发行合同,书架的顶层堆着一摞一摞的dVd,dVd的盒子边缘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标签上写着电影的名字和年份。办公室的中央是一张长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块深蓝色的棉布桌旗,桌旗上放着一只白瓷茶壶和三只白瓷杯,茶壶的壶嘴里冒着热气,茶香从壶口升起来,在办公室里散成一团淡淡的暖雾。 伊莎贝尔从书架后面走出来。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短款夹克,下面是深蓝色的直筒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短靴。头发花白,剪得很短,鬓角剃得很干净,脸型偏长,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瞳孔很黑,虹膜边缘有一圈极浅的灰色。她的手指很长,指节不突出,指甲修剪得很短,甲床是淡淡的粉色,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是常年翻书和签合同磨出来的。她走到长条桌旁边,把茶壶从桌面上端起来,给三只白瓷杯里倒了茶。茶是中国的普洱,茶汤的颜色是深褐色的,在杯壁上留下一圈浅浅的茶痕。她把茶杯推到程远和林瀚面前,然后自己在长条桌的另一侧坐下来,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脊背挺直。 程远把茶杯从桌面上端起来,喝了一口。他把杯子放回桌面上,杯底和桌面之间发出一声极轻的“嗒”。然后他从文件夹里拿出那份十二页的报告,翻到第六页,手指在星途内容的分类清单上停了一拍。“伊莎贝尔,星途的内容分三类——短剧、纪录片、电影。短剧十部,每部两分四十秒,适合在流媒体平台和影院做贴片放映。纪录片六部,每部四十分钟到一小时,适合在艺术院线做专场放映。电影四部,每部九十分钟到两小时,适合在主流院线做常规放映。我的建议是先在巴黎做短剧的试点,在独立院线做贴片放映,数据好再扩大到纪录片和电影。” 伊莎贝尔把报告从桌面上拿起来,翻到第六页,手指在短剧的清单上停了一拍。她的目光从第一行扫到最后一行,从《第九十天》扫到《陶碗》,从《画线》扫到《弧光》。她把报告翻到第七页,手指在叶诗涵的裂纹纪录片上停了一拍。“叶诗涵的碎片,我在威尼斯看过。那些透明碎片上的光纹让我想起莫奈的睡莲。莫奈的睡莲是画出来的,叶诗涵的光纹是光从裂纹里穿过去的时候自己形成的。自己形成的光纹,比画出来的更真。如果星途的短剧和纪录片能保持那种美学,我可以做。五五分成。你们负责内容,我负责渠道。巴黎的四十家独立院线,我先做十家试点。数据好,再扩到二十家。” 程远把报告翻到第三页,手指在分成比例上停了一拍。“五五分成。我们负责内容,你负责渠道。但有一个条件——巴黎的试点数据要同步传回星途。星途的数据团队会分析观众的反馈,根据反馈调整后续的内容。”伊莎贝尔把茶杯从桌面上端起来,喝了一口,杯沿在她唇上停了一拍。她把杯子放回桌面上,杯底和桌面之间发出一声极轻的“嗒”。“成交。”她把茶杯放回桌面上,然后从书架上拿出一份发行合同,合同是法语的,一共八页,每页的边角都用回形针夹着。她把合同推到程远面前,手指在合同的第二页上点了一下。“合同的条款和之前一样。五五分成,试点十家影院,数据同步传回星途。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 程远把合同翻到第三页,手指在分成比例上停了一拍,然后把合同翻到第四页,手指在数据同步条款上停了一拍。他把合同推到林瀚面前,手指在第四页的数据同步条款上点了一下。“条款没问题。数据同步的格式,我们今晚发给你一份模板。”林瀚把合同从桌面上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签字栏。签字栏的旁边贴着一张便签,便签上是伊莎贝尔的字,字迹很细,横画的收笔处有一个极小的停顿——“裂纹里的光,我想在巴黎的银幕上看到。”他把合同翻回第一页,放在桌面上,和那排文件的边缘对齐。 柏林是第二天上午到的。程远在柏林联系了一家叫“Kino Arsenal”的艺术院线,院线的负责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男人,叫马库斯。马库斯的办公室在柏林电影博物馆的二楼,办公室的窗户对着柏林墙遗址的东边画廊,画廊的墙面上画满了涂鸦和壁画,颜色在早春的灰白色天空里显得格外醒目。马库斯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下面是深蓝色的直筒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短靴。头发剪得很短,鬓角剃得很干净,脸型偏方,颧骨不高,下颌线条很直,眼睛不大,但瞳孔很黑,虹膜边缘有一圈极浅的琥珀色。他把一份院线排片表从桌面上推过来,手指在排片表的第三页上停了一拍。“柏林的观众喜欢综艺。星途的《奔跑吧》在柏林的留学生群体里口碑很好。如果你们能把综艺做成德语版,我可以安排在艺术院线做周末专场。” 程远把排片表从桌面上拿起来,翻到第三页,手指在《奔跑吧》的排片时间上停了一拍。“综艺做成德语版需要重新配音和字幕。配音的周期大约三周。如果三周之后上线,柏林的艺术院线可以做四个周末的专场。”马库斯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指尖在桌面上留下一个极浅的印记。“三周。四个周末。八场。每场两百个座位。一千六百张票。如果票卖得好,我可以把专场扩展到工作日的晚上。”程远把排片表翻到第五页,手指在票房的预估数据上停了一拍。“一千六百张票,每张十二欧元,总票房一万九千二百欧元。五五分成,星途拿九千六百欧元。”马库斯把手指从桌面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九千六百欧元。不多,但柏林的观众会记住星途的名字。” 伦敦是第三天下午到的。程远在伦敦金融城的一栋写字楼里和詹姆斯见面,詹姆斯是流媒体平台的采购总监,四十多岁,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系得很紧,衬衫的袖口露出半寸白边。他把星途视频的欧洲数据报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报告的第三页上停了一拍。“星途视频在欧洲的下载量在过去三个月里增长了三倍。巴黎的试点数据最好,柏林的第二,伦敦的第三。伦敦的观众喜欢短剧,但喜欢纪录片的人更多。”詹姆斯把报告翻到第五页,手指在数据图表上停了一拍。“伦敦的观众喜欢航天纪录片。苏雨晴的《远航》在伦敦的点击率比巴黎高百分之四十。”程远把报告翻到第七页,手指在《远航》的排片建议上停了一拍。“那我们把《远航》放在伦敦做首发。首发的平台是你们的流媒体,首发的影院是南岸的老电影院。线上和线下同步,数据两边打通。”詹姆斯把报告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拍。“同步首发。线上和线下。数据打通。合同我让法务部起草,明天发给你。” 回巴黎的飞机上,程远把三份合同并排放着。第一份是Le cinéma的发行合同,八页,法语的,签字栏里签着伊莎贝尔的名字。第二份是Kino Arsenal的排片协议,五页,德语的,签字栏里签着马库斯的名字。第三份是詹姆斯的合作意向书,三页,英语的,签字栏里签着詹姆斯的名字。他把三份合同按顺序收进文件夹里,文件夹的边角在桌板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极轻的“嗒”。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脊背挺直,从后颈到尾骨的弧度安静而平缓。他把目光从文件夹上收回来,看着林瀚。“巴黎做短剧,柏林做综艺,伦敦做纪录片和电影。三条线并行。先做小规模试点,数据好再扩大。”林瀚把座椅靠背往后调了一寸,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松松地交握着。“你从好莱坞回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程远把文件夹从桌板上拿起来,放在膝盖上,手指在文件夹的边角上停了一拍。“为了做这件事。也为了回来。” 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时候,程远在候机厅的咖啡店买了两杯咖啡。他把其中一杯递给林瀚,另一杯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咖啡杯是纸质的,杯壁上印着航空公司的logo,杯口盖着一层塑料盖,盖子上有一个小小的饮用孔。他把塑料盖掀开,喝了一口,咖啡的苦味在舌根化开。然后他把塑料盖重新盖好,把咖啡杯放在座位旁边的桌板上,手指在杯壁上停了一拍。“巴黎的合同签了,柏林的排片定了,伦敦的意向书也拿了。三件事,三天。”林瀚把咖啡杯从桌板上拿起来,喝了一口。咖啡是热的,杯壁上的水雾凝成一层薄薄的水膜,在候机厅的灯光里泛着一层极淡的暖光。他把杯子放回桌板上,杯底和桌板之间发出一声极轻的“嗒”。“三天,三件事。你从好莱坞回来,第一周就做完了。”程远把咖啡杯从桌板上拿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桌板上。“第一周做完了三件事。第二周做星途欧洲分公司的挂牌。第三周做数据报告。第四周做拉美市场的调研。”他把咖啡杯从桌板上拿起来,喝完了最后一口,然后把空杯子放在托盘上,和另一只空杯子并排放着。两只空杯子在托盘上安静地待着,杯壁上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水雾在候机厅的灯光里泛着一层极淡的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