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抬起头来，开口了。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是每个字都是那么的清清楚楚：“我母亲用了这盏灯三十多年。她不懂什么是国际公约，但她却是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这盏灯是她的，用了三十年，它还是她的。那册书是咱们的，已经被人拿走了快一百年了，它也还是咱们的。”

翻译把这段话译过去之后，对面的金发男人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但他的目光在那盏煤油灯上停了一瞬——不是礼貌性的注视，是真正地被什么东西吸引了注意力的那种停顿。像是一扇门被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慢了一点，像是在斟酌用词：“我方理解您的情感。但国际的文物的归属问题，则是涉及了复杂的法律和历史因素，不是单一情感能够决定的。”

老赵坐直了一些，但没有提高声音。他知道，对方在用“情感”这个词来弱化他的立场——把他说成一个“感情用事”的人，把他的证据说成“情绪化的诉求”。他不吃这一套。

“那咱们不谈情感，谈事实。”他说道，“1900年，你们的士兵从华京的翰林院带走了它。而这1932年，它出现在了圣索伦拍卖行。1978年，你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写下内部备忘录，承认了来源的存疑。四十六年后，那页备忘录则是被公开了。你们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们也知道它不该在那儿。”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这些不是情感。这些都是白纸黑字。你们自己写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金发男人的手指停在文件边缘，没有动。他没有立刻接话。他低头看了一眼面前的文件，然后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语气里少了几分官腔，多了几分属于个人的迟疑：“那请问赵先生，您认为什么样的方案才是‘合适’的？”

老赵看着他，没有犹豫：“归还。没有附加条件，没有过渡期，没有联合研究的名头。书从哪儿拿的，就回到哪儿去。”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翻文件，没有人喝水。那种安静不是尴尬的安静，是一种所有人都在消化同一句话的安静。

金发男人没有回答，也没有拒绝。他把面前的文件合上，用指尖在封面上轻叩了两下。那两下叩击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两声短促的叹息。

“我们需要时间内部讨论。短期内无法给出答复。”

“可以。”老赵说，“我等你们。”

他站起来，把煤油灯收回到了帆布包里，拉好了拉链。他看了一眼对面那个金发男人，那人没有抬头，仍然在看面前那份合上的文件。

老赵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不是叫他，是那个金发男人用英文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清，也没有回头。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他走了几步，看见陆一鸣靠在走廊尽头的墙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看见他出来，站直了身体。

“怎么样？”

“他们说要讨论。”

陆一鸣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两个人并肩往走廊尽头走去。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他们的身后投下两道长长的影子。

当天下午，老赵坐上了回巩义的高铁。他在车上发了一条消息给陆一鸣：“谈完了。他们说要讨论。我等。”

陆一鸣回了一个字：“好。”

他把手机放回兜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火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驰，窗外的田野一片枯黄，偶尔闪过几棵光秃秃的树，像大地伸出的手指。

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在院子里收晾好的被单，看见他推门进来，把被单叠好抱在怀里，像是随口问了一句：“谈得咋样？”

“他们说要考虑。”

母亲没有追问。她只是抱着被单往屋里走去，走到了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你就等。又不是没有等过。”

老赵站在院子里，头顶的枣树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他弯下腰，把帆布包放在石阶上，听见屋里传来母亲收拾碗筷的声响。

他走进屋，看见桌上留着一碗粥，用盘子扣着保温。他揭开盘子，粥还温着，上面漂着几粒红枣。他坐下来，端起碗，慢慢地喝完。

他知道那扇门还没有完全打开。但门缝里的光已经越来越亮了。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喝着那碗红枣粥的时候，六千公里之外，圣索伦公国图书馆的副馆长克莱因正在办公室里接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则是他的法务主管，声音压得很低：“那个卖烧饼的今天在会上说了一句话——‘你们自己写的。’他把那页备忘录的内容当面念了一遍。在场的人没有人反驳。”

克莱因握着电话，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道：“把7024号的历史档案全部给我调出来。所有，所有的。我要知道，我们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

他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他知道，那个卖烧饼的说得对。那些白纸黑字，是他们自己写的。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32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