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

第三十二章 那把椅子

出发去华京的那天，巩义刮了大风。

风从黄河岸边一路卷了过来，裹着沙土和枯叶，把槐树最后几片叶子也薅了个干净。老赵把摊子收了，推着三轮车回家。风灌进袖口里，凉得就像是水一样顺着胳膊往上爬。他在院子里洗了洗手，换上了母亲头天晚上帮他烫过了的衬衫。衬衫挂在了椅子的背上，被那熨斗压得是棱角分明，领口和袖口都是挺括括的，就像是一张刚刚拆了封的纸。

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四个煮鸡蛋和一包用油纸包好了的烙饼，饼面还微微透着热气，在塑料袋里凝出了一层白蒙蒙的水雾。

“路上吃。”她把塑料袋递给他，没有多余的话。

老赵接过袋子，没有推辞。他背起帆布包往院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在他身后补了一句：“别怕他们说话，你又不是没说过话。”

他没有回头，就只是应了一声。但他却是知道，母亲说的“你又不是没说过话”，不是说他真的会说，是说他有资格说。一个卖烧饼的，站在那间会议室里，跟着那些穿西装的人面对面的坐着——他凭什么说话？凭他手里那盏灯，凭他案板上那团面，凭他这两个月来的没有一天断过的炉火。

高铁上人不少。他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把帆布包放在了膝盖上，没有打开，也没有往外看。他闭着眼睛靠在椅子背上，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着那些证据的细节，就像是一个要上台说书的人在心里默着词一样。

他想起两个月前的自己。那时候他刚发完第一篇帖子，手指还在发抖，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面。他一边吃面一边想：如果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他就继续卖他的烧饼。如果发生了什么呢？他没有想下去。因为他觉得，发生了什么都不亏。

现在他知道发生什么了。他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要去跟那些人面对面坐着，告诉他们：那册书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

对面坐着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小孩大约是三四岁的样子，时不时地探头看了他一眼，很快便就又缩了回去。老赵睁开眼睛，对小孩笑了一下。那小孩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从妈妈的怀里探出了头来，奶声奶气地问了一句：“叔叔，你去哪儿呀？”

“去华京。”

“去华京干嘛呀？”

老赵想了想，说了一句：“去跟人商量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小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缩回妈妈怀里去了。女人抱歉地笑了一下，老赵摇了摇头，重新闭上眼睛。

华京西站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背着帆布包走出闸机，陆一鸣站在老地方等他——灰大衣，双手插在兜里，没拿行李。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寒暄。老赵跟着他走出广场，上了车。

“明天早上九点。地点在国图，还是上次那间会议室。”陆一鸣发动车子，“参会的人比上次多。圣索伦公国那边来了三个人——一个法务代表，一个文化司的官员，还有一个东方文献部的顾问。”

“顾问？”

“对。据说是专门研究明代海外流散文物的。在这个领域做了二十多年。”

老赵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窗外，北京的夜色在车窗外流动，高楼上的灯火连成一片，就像是一条发光的河，缓缓地流向那看不见的地方。

“你坐的位置在国图代表旁边，不靠后。”陆一鸣补充了一句。

老赵点了点头。他不在乎靠前还是靠后。他在乎的是，明天早上九点，当他走进那间会议室的时候，他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完。

第二天早上，老赵穿上了那件烫过的衬衫，提前一刻钟到了国图。他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推开门。

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长桌两侧各坐了三四个人，有人低头看文件，有人在小声的交谈。他走进去的时候，最里面那张椅子上坐着一个人——金发，浅灰色西装，正在低头翻看面前的文件。

那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在那件烫过的衬衫上停了一下，在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上停了一下——然后，没有显露出惊讶或者不屑，只是很平常地扫了一眼，重新低下头去继续看文件。

老赵在他对面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脚边。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那个人。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手指并拢，等着。

九点整，会议开始。没有寒暄，没有握手。

圣索伦国立图书馆方面的代表开口说了第一段话，用英文讲的，语速不快不慢：“我馆始终秉持对文物来源的审慎态度。对于编号7024，我方理解中方长期以来的关切。我们也愿意探讨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可能涉及长期借展、联合保护等多种形式，并非只有单一选项。”

翻译把这段话译成中文之后，会议桌上安静了片刻。王馆长没有立刻接话，他转过头，看了老赵一眼。那个眼神里并没有指示，也没有暗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你说，还是我说？

老赵读懂了那个眼神。他没有犹豫。

他把手伸进了帆布包里，拿出来了那盏煤油灯，轻轻放在桌面上。玻璃罩上的裂纹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就像是一道凝固的闪电。他没有把灯对着对方，但却只是放在了自己的面前，就好像是放一个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