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觉得奇怪，论语对后世影响这么大，有人甚至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古代就没有一部书想模仿它吗？
有！不仅有，这部书还受到后世很多名家的肯定。跟论语一样，这部书的名字也是两个字“法言”。
法言这部书是西汉扬雄模仿论语而作。至于取名“法言”，则本于论语子罕篇“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和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法，有准则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所以“法言”就是作为准则而对事情的是非给以评判之言。从这个解释里有人会嗅到王充论衡的味道。的确，法言对后来桓譚写新论，王充写论衡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王充崇拜桓譚，桓譚则崇拜扬雄。桓譚之所以崇拜扬雄，则是因为他写的这部法言。法言的风格和对话体模式，则都是在模仿论语。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又对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
说起法言的作者扬雄，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扬雄，字子云，西汉文学家、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仕途很不得意。扬雄出身中小地主之家，四十多岁时从蜀地来到京师，靠文章乞人。他喜好辞赋，就以自己的前辈、老乡司马相如为楷模，效法他写了四篇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得到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赏识，作了王音的门下史，这位王音正是王莽的从叔。后经过王音的推荐，扬雄得到了“待诏”之职。“待诏”，本为等待召对之意，汉代常征召文学之士待诏于金马门，后来逐渐成了官名跟宫里的宫女以“答应”、“常在”为官名同理主要是备皇帝顾问。又过了一年多，扬雄“除为郎”，也不过是皇帝的随从而已。从级别上讲，官秩比四百石，和地方上县里的丞、尉差不多。当然，汉代的郎是进一步做官的阶梯。王莽、刘歆都是先为郎，然后才逐步爬上去的，然而身处西汉末的扬雄不行，因为他并没有位高权重者作靠山。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来又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后来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扬雄虽然在官场不得意，但他颇有颜回之风，汉书扬雄传说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在他看来，只要给他个能谋口饭吃的职位就可以了，他的兴趣在学问上。所以，他一生与贫穷为伍，著述却是等身的。扬雄在哲学方面的著作有太玄和法言，语言学著作有方言，文学作品有上文提到的“四赋”等。
扬雄年轻时好辞赋，是司马相如的死忠粉。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认为自己的“少而好赋”是“童子雕虫篆刻”一类的事儿，太幼稚，“壮夫不为也”。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干了很多类似三级片的事儿。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从那以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干点成年人即“壮夫”该干的事儿了，于是开始转型：研究学问和哲学。据汉书扬雄传赞记载，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看来，转型是转型，模仿还是要进行到底的模仿易经做太玄，模仿论语做法言。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法言形式上类似语录，一条一条的。论语是对话体，是孔子和弟子们的问答法言则是自问自答，因为扬雄身边也没那么多学生围绕着他。这一点就带点黑色幽默的意思。所以后代就有人非议他：“论语出于群弟子之所记，岂孔子自为哉雄拟之，僭矣”但这些对于穷得叮当响的扬雄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他的心中，法言只是个小目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呢？
法言全书共13类，每卷30条左右，最后有一篇自序，述说每篇大意和写作意旨，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各卷的内容。各卷在内容上也有交叉。所以自序实际上是扬雄借此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法言的内容很广泛，对从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到文学、艺术、科学、军事乃至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学派、文献等，都有所论述。阅读法言除了能对扬雄的思想有所了解外，还可以知道许多西汉末年以前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
法言是扬雄晚年的作品，大约作于他55岁的时候此人卒年七十有一。扬雄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汉政权走向衰落和瓦解的时期，正如汉书佞幸传所说：“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重，生产不时，农民生活极端痛苦，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统治阶级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在位的皇帝不是幼小就是没有实权，握有一定实权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则相互打击倾轧，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日益严重。政治的不稳定必然影响到西汉皇朝的统治思想，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经学为主导的思想逐渐像过期的药片一样，由于畸形的扩张泛滥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转化，不仅无益于健康，反而成了毒药。这种思想不仅对被统治的农民阶级逐渐丧失了控制威慑作用，而且也逐渐丧失了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它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机能。
在这种背景下，扬雄由于其出身和经历的影响，开始对旧的统治思想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并企图通过对旧思想的改造，为统治阶级制造出一套新的统治理论新药，以恢复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这种意图，通过法言和太玄两部著作表现了出来。实是“铁肩担道义”之举。
然而，扬雄虽维护当时陷于危机的封建制度，却很少直接论及当时的政治现实。他维护当时封建制度是以捍卫孔子之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恰似高明的医生，头痛医脚。史书记载：“扬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由此可见，法言的写作目的有二：第一，笔锋直指诸子，纠正诸子“诋訾圣人”、不合乎圣道的言论，重新树立符合圣人之道的思想第二，矛头直对司马迁，辨析史记中“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的地方。其实，这两点的实质是相同的，即标举符合圣人即孔子之道的真正的儒学。另外，文中还指出，法言一书是模仿论语而作，这完全是代圣人立言的节奏。别人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他是“模仿论语治乱世”。他反对方士巫术，明确否定龙致雨、神仙不死，人类能否成仙而长生不死等说法，他说吾闻伏牺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益无益子之矣。又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君子。同时他对传统的天命思想表示不满，甚至不承认天有作用，如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亡我”，他就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汉屈群策，群策出群力。楚憞u，音对，憎恶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重黎。对于古代流行的天命500岁一循环，500岁而有圣人出的神秘主义思想法言，他也不赞成，而司马迁就在史记里流露过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