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语这本书，大家很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世说新语。其实不然，此新语非彼“新语”，前者比后者早了600多年。虽然说后者知名度比较大，可读性也较强，但前者在当时的地位也是相当的重要。如果不信，且听我细细道来。

话说公元前202年，刘邦赢了项羽，当上了西汉的开国皇帝，威加海内，颇有些飘飘然的意思，每天的鼻孔基本上是朝天的。他身边有个叫陆贾的大臣，说话动辄引经据典，不是子曰就是诗云，弄得他很烦。就说，劳资的天下是马上得来滴！要诗书何用？你少特么整天给我唱这里根楞！劳资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思是，你给我边儿呆着去！没想到这陆贾马上反驳，说，你马上打天下，还要马上治天下么？那你跟秦王朝一样，也会马上失天下！一句话：完蛋！马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贾的口才真不是盖的，一番话惊醒梦中人，汉高祖当然知道，秦始皇不可一世，认为自己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不可一世梦也只延续到秦二世。当年自己带兵先入咸阳从胡亥手里接过传国玉玺的那一刻，也曾感慨万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灭六国，没想到短短十几载就江山易主。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然，也确实不可一世了，二世而已！真是莫大之讽刺。前车之鉴令汉高祖刘邦也经常思考汉祚延续的问题，只是尚无头绪。如今听陆贾之言，如服了一剂清凉剂，有一种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马上和颜悦色地对陆贾说：“爱卿，言之相当地有理。何不展开来谈一谈？”于是，陆贾援引历史，运用对比论证，说明仁义的重要性商汤、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国运长久;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一味严刑峻法，终致亡国。刘邦听后，感觉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肚子疑云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要求陆贾把自己的这番金玉良言写成书，以资借鉴。这不就是西汉版的资治通鉴吗？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汉高祖与陆贾之间的那场思想的碰撞。时值西汉开国之初，国家大政方针的草拟时期，这场对话的意义不亚于后来刘备诸葛亮之间的“隆中对”。接下来，陆贾就按照汉高祖刘邦“展开谈一谈，并著之于竹帛”的要求，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号其书为“新语“。或许当时的人都认为国家进入了“新时代”，所以特别喜欢这个“新”字。后来刘向有新序新苑即说苑，就连王莽也把自己的王朝叫“新朝”。而东汉桓譚还把自己的大作称为新论。好个日新月异的汉王朝！

那陆贾不仅口才了得，而且是个赋作家，又是个纵横家，写起文章来，纵横捭阖，文辞华美。所以新语一书，华丽而深刻。论其语言，则言辞通俗，论述简洁，并时时运用大段的比喻，使所述之理深入浅出，吸引统治者阅读兴趣的同又将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且语句多对偶，四字句居多，简短凝练，易于表达;大量排比句式的运用;用韵线束，读来朗朗上口，语句铿锵，增加了文章的气势。论其风格，则文风纵横，旁征博引，陈述治国利害关系，文章风格同其说辞无异。但与同时代的贾谊、贾山、晁错等比起来，却多了一份从容之气。新语十二篇中，诸如臣陛下等人称词汇从未出现过，冷静客观地将历史的兴衰变化演说出来，具有先秦诸子的说理因素，而不是普通的奏章。陆贾之后的政论文中则时时出现政论家本人的身影，都有作者的强烈情感在里面。如加以的治安策。主要原因是战国策士仍然在影响陆贾，但他的身份是刘邦的“客“，而不是臣;陆贾的生活态度也更为达观。

全书逻辑严密，结构严谨，独具特点。第一篇的论点是全书的总论点，对全书起统摄作用，其余十一章的论点是第一章的分论点，进行拓深和延展。有利于刘邦对全书有更好的把握和理解。新语的根本目的是教给刘邦如何施政，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行仁义、法先圣“是其关键所在，是治国、施政的根据和手段，同时也是陆贾论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陆贾在第一篇就奠定了仁义的终极地位，遵守仁义是明智的事情，是个人修身的根本，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其余章节则是仁义的具体实施策略、方式及如何拥有实施仁义的判断力和能力。篇章间设计是以第一章为核心论点所在，其余各篇为论证，形成一种环绕状态，在单独的篇目中，全文的开篇即已提出论点，其余论述都是针对开篇论点展开论述。

总之，陆贾的新语，就是西汉初级阶段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是“休养生息”，两个基本点是“行仁义，法先圣”。这部书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已经被西汉前期的历史实践证明是非常英明正确的。经过几代君主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为汉武帝时期大展拳脚，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推行大一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