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大荒，积雪刚化到一半，垄沟里还压着白，脚一踩，黑泥就翻上来，凉得直透鞋底。

场部的公鸡打过头遍鸣，烟囱里窜出第一缕青烟的时候，解放牌卡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了。

车厢空着，往年这时候它装的是麻袋、粮食和化肥，今天只装一个齐国远，还有他那只磨得发亮的旧木箱。

他站在车边，没急着上去。

风还是凉的，吹得他帽檐下那几根白头发翘起来，他抬手压了压，又松开。

车里的老赵探出半个脑袋，喊他：老齐，还磨蹭啥，误了晌午那趟火车，明儿可就赶不上你那张调令了！

齐国远没应，只是又摸了摸怀里那张调令。

那纸是场部文书前天塞给他的，红头，铅字，写着他齐国远的大名，写着一行调回陕西西安×××单位工作。

十几年的北大荒，就让这一张纸给盖过去了。

他想家想了十几年，可真到了要走的时候，脚底下却像生了根，怎么也抬不动。

等着，我去趟队部，就回。他朝老赵摆摆手，转身往回走。

其实他骗了老赵。

他不是去队部，是要再去一趟场部那间挂着文教组牌子的屋子，看看那份被退回来的报名表还在不在。

这事儿，他在心里翻腾了整整三天，翻腾得一夜一夜睡不着。

三天前，是场部文书老周顺嘴提了一句——国家要招研究生了。

就那么一句闲话，齐国远听进耳朵里，却像在寒冬腊月里被人兜头泼了一盆滚水，整个人地一下就热了。

他当场就请了假，跑回宿舍，把那口压在箱底的旧书一本一本翻出来。

书皮都卷边了，纸页黄得发脆，他不敢使劲翻，怕一翻就碎。

他拿抹布把擦桌擦得能照出人影，把油灯换成嘎斯灯，拨到最亮，又从小卖部赊了半斤煤油。

那两宿，他把那几本大学时代的课本又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捋得心口突突直跳。

他寻思着，这辈子怕是就这一回机会了，说什么也要试一把。

他没敢声张。

场里人多口杂，他怕让人笑话，一个快四十的人，还想考研究生。

可他私底下，比谁都上心。

白天干活，他嘴上不念，心里默记公式。

夜里躺在炕上，他借着外头那点月光，用手指头在炕席上画图，一道题一道题地推。

那些年大学里学的东西，早被生活磨得只剩个影子，他就拿那影子的边边角角，一点一点往回捡。

捡得慢，可他舍不得扔。

毕竟，这是他在北大荒这些年，心里唯一还亮着的东西。

第二天晌午，他揣着写好的申请，去了文教组。

老周在屋里，正跟两个小年轻说话。

那两个小伙子，看着也就二十出头，一个叫小程，一个叫小马，都是前两年下来的知青，正扒着那叠红头通知看，眼睛亮得能点灯。

老齐来了？正好。老周把一份通知推到他面前，国家教育部发的，你看看。

齐国远接过来，手有些抖，把那一行行铅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前面都是好话——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他越看心越热，看到最后一行，那点热乎气地就凉透了。

通知上白纸黑字写着：报考研究生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

齐国远今年39岁。

屋子里安静了几息。

小程还在叽叽喳喳地问他老齐你大学学的啥专业，他张了张嘴，没答上来，只把那通知推回去，说：我这岁数……超了。

超了就超了，反正不是一回两回。他只能这么自嘲，笑着把那叠申请材料卷起来，塞进棉袄内兜，像是怕它冻着。

出了文教组，他站在场院的日头底下，站了好一会儿。

正午的太阳晒得他后背发烫，可他心里头，比化了一半的雪水还凉。

小程跟了出来，追到院门口，喊住他：老齐，你别灰心。

这通知是死的，人是活的，说不准后头还有新章程。

他摆摆手，没回头，只说了句：我知道。

可他知道个啥，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他只是不想让这两个小年轻，看着他一个老头子红着眼圈，丢人。

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1966年那一回，也是这么着，眼瞅着就要读上研究生了，一场风来，把他那点念想连根拔了。

他原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认了。

可偏又赶上国家要招研究生，偏又让他知道了，这火苗一窜起来，比什么都难按下去。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句老话他没跟人念过，可这十几年，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一个人在火炕上，把这几个字嚼碎了，就着凉酒咽下去。

他娘在西安，临了那年还托人捎来一包干锅盔，说娃儿在北大荒，别亏了肚子。

他舍不得吃，搁在箱底，后来硬得能砸核桃，他也舍不得扔，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闻。

那是家乡的味道，是娘的手艺。

他娘今年六十七了，他十二年没回去看过她一回。

头几年是回不去，后几年是觉得自己混得不像样，没脸回去。

去年娘托人捎信来，字是请人代写的，歪歪扭扭，就一句：娃，娘想你，回来吧。

他攥着那封信，在炕上坐了半宿，眼泪掉进信纸里，把字都洇花了。

这一回，他是真该回去了。

而北大荒这头的复习资料，穷得可怜。

全场凑不出几本像样的书，就场部那间屋里摆着的几本旧课本，还是老周从县城淘换来的。

齐国远只能靠记忆里那点大学底子，一遍一遍在脑子里演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坐立不安。

这会儿站在化雪的场院里，他忽然明白过来了——自己是真的想家了。

待在异乡的时候，天天盼着回西安。

他梦见城墙根儿，梦见钟楼下的面馆，梦见娘在灶前烙锅盔，烙得满屋子都是麦香。

他还梦见老槐树下那口井，梦见井边压水的石臼，梦见小时候跟伙伴们趴在井沿上看水里的天。

可真等调令下来了，他又开始舍不得北大荒。

舍不得场部那口大铁钟，钟声一响，全场的饭点就来了。

舍不得炕头的火墙，冬天烧得烫手，人往上头一趴，骨头缝里的寒气都往出跑。

舍不得那些跟他一块儿在雪地里打过滚、在地头上分过一个窝窝头的兄弟。

人真是复杂的东西，齐国远想，谁也琢磨不透自己。

西安的吃食，他闭着眼都能数出来。

油泼面，宽面片下锅，捞起来泼一勺滚烫的油，滋啦一声，辣子香得人直咽口水。

羊肉泡馍，掰得细碎，汤鲜肉烂，就一瓣生蒜，吃出一脑门子汗。

还有娘过年才舍得做的稠酒，甜丝丝的，喝一碗，浑身都暖。

北大荒这头，吃食糙，可也有糙的香。

开春第一茬，大碴粥就着咸菜疙瘩，管饱。

入冬的冻梨，冻得硬邦邦的，拿凉水一拔，啃一口，凉得牙根发酸，又甜得解馋。

酸菜炖粉条，搁几片油渣，就着贴饼子，能把人香个跟头。

过年那几天，是全队最热闹的时候。

大家伙儿凑在队部，围着火盆包饺子，饺子馅是酸菜猪肉的，闻着就香。

有人拉二胡，有人唱秦腔——齐国远不会唱，可他一听秦腔，就想起西安，想起城墙根儿，眼眶就发红。

唱到秦腔一声吼的时候，他总躲出去，站在雪地里，点一根烟，抽完再进去。

两边的日子，他都过过，都过了十几年，如今要割开一头，他哪头都舍不得。

他绕到场部那间屋子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那扇门，他到底没推开。

他知道推开了也没用，一张破表变不成资格，39岁就是39岁，那十二年蹉跎就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装不得年轻。

他转身往回走，步子迈得又快又急，像是要赶紧把这点念想甩在身后。

可一回头，那点念想又追上来，缠得他心口发紧。

1966年的春天，也是这么个乍暖还寒的四月，他还在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五年级。

那一年，他考研究生。

考场出来，他就知道稳了，卷子答得顺，没一道卡壳的。

没过几天，通知就到了——他被本校机械系周惠久教授录取为研究生了。

他到现在还记得周教授那天的样子。

头发灰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扶了扶眼镜，上下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才点点头说：齐国远，我看过你卷子，是块料子。

那一句话，他记了十二年。

他还记得录取通知书送来的那天。

红纸，烫金字，是辅导员送到宿舍来的，宿舍里七八个人传着看了一圈，都替他高兴。

他跑出去，在校门口的传达室，给西安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

电话那头，娘的声音又惊又喜，一个劲儿说：好，好，俺娃出息了。

爹在旁边抢过电话，嗓子都劈了，说：念出来，念给爹听。

他就在电话这头，把那几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兹录取齐国远为本校研究生，导师周惠久。

念到周惠久三个字，他听见爹在那边，重重地了一声。

那一声，他记了一辈子。

高兴劲儿还没过完，文化革命就来了，天翻地覆。

他竟成了最早被冲击的那一批人之一。

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教学楼，他的名字被红笔圈着，打了叉。

那阵子，他被拉去站过操场，脖子上挂过牌子，一整个晌午，太阳晒得他口干舌燥，腿肚子直打颤。

可他愣是没哭。

他没来得及去上一天研究生的课，就被叫去交代问题，一遍一遍，把从小到大翻了个底朝天。

再后来，高教部宣布全国停止招收研究生，研究生考试成绩一律无效，已经录取的一律作废。

他的读研梦，就这么被一纸红头文件碾碎了，连个渣都没剩。

他蹲在宿舍墙角，头一回，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本打算九月就背着铺盖卷，到周教授门下报到，跟着他老人家做学问，做一辈子。

他连给家里写的信都打好了腹稿，说要让爹娘高兴高兴。

到头来，那封信，他一封也没寄出去。

他在学校苦苦撑了三年，才等到毕业分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本科生涯，分到北京一家工厂，当了个工人。

头一年，他是跟车队的装卸工。

每天坐在卡车车厢里，往返市区和90多公里外的北京琉璃河水泥厂，扛水泥包，装车，卸车。

水泥灰顺着领口灌进去，跟汗搅在一起，结成硬壳。

汗毛孔里都是凝固的水泥，头发根上都能抠下水泥块来。

那一年，他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干净的，连指甲缝里都塞满了灰。

当了一年多装卸工，他又被下放到陕南山区工地，当了建筑工人，天天搅拌、运送混凝土。

再后来才转成生产工人，定了个二级工。

按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该只拿一年每月四十六元的实习工资，齐国远却足足拿了五年。

五年，一年四十六块，他愣是一分没多领。

那时候大学生在工厂里臭不可闻。

中央文件规定，大学毕业只能当工人或农民，不能转正定级为干部。

不少大学毕业生只能回原籍农村，或者在工厂附近的农村跟农民成家，子女户口只能随母亲落在农村。

知识分子是货真价实的臭老九。

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之后，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第九类专政对象。

车间里的师傅们待他倒是不错，可那些出身好的人，看他的眼神，总带着那么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

齐国远恨自己命不公。

可他更怕连累人。

怕连累哪个姑娘，怕连累未来的孩子，让孩子一落地，就跟着他背上臭老九的户口和成分。

他不是没动过心。

那年在北京，厂里有个女工，姓赵，对他挺热乎，老给他带饭，说是看不过去他天天啃干馒头。

他也动过念，可一想到自己的成分，一想到孩子要跟着他倒霉，他那点火苗就自己掐灭了。

他找了个由头，跟人家疏远了，从此再没主动跟谁走近过。

他索性就这么单着，一个没有任何精神寄托的老光棍，随波逐流，跟着一批又一批狂热的知青，来了北大荒。

他想着，吃够苦，总能洗刷干净身上的。

他到北大荒那年，这片土地还保持着它粗犷的原样。

一望无际的荒原，塔头甸子、芦苇荡，还有成片成片的林子。

头一眼他愣了半天，像是想起儿时读过的书里那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那句话说黑龙江的生态环境好、物产丰，狍子、鱼、野鸡多得直往人跟前凑。

人参、貂皮、乌拉草，更是北大荒人的日常。

多数人第一次读这句朗朗上口的俚语，是在刘国林的一篇散文里，篇名叫《草塘风情画》，后来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进小学课本，改名《可爱的草塘》。

齐国远记得书里写的冬日野趣，写得叫人难忘。

穿得像个棉花包似的，戴上皮帽子、皮手套，提着根棍子到草塘里去逮野鸡，追狍子。

天越冷越好，冻得野鸡连眼睛都睁不开，冷极了就把头往雪里扎，你走到它跟前，像拔萝卜似的，一下就把它拔出来了。

别看狍子跑得快，在雪地就不行了，腿陷进雪坑里再也拔不出来，眼睁睁地让人逮。

他那时候没少照着书里的法子去试。

还真让他逮着过一回野鸡。

那家伙冷极了，把脑袋往雪里一扎，屁股撅在外头，他学着书里拔萝卜，一把就给薅了出来。

那天晚上，全宿舍的兄弟围着火炕分了一只鸡，连骨头渣都啃得干干净净。

多少年过去了，齐国远一闭眼，还能闻见那晚炖鸡的香气。

他是场里的农机手，管一台东方红拖拉机。

开春耕地，入秋打场，机器一响，他浑身的劲就上来了。

有一年开荒，拖拉机陷进烂泥里，他跟几个兄弟用牛拽、用人推，折腾到半夜才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