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一出来，满屋子的空气都静了。
那琴弦在他指下，真像一匹烈马撒开了蹄子，在草原上狂奔。
马蹄声疾，弓子飞舞，他把那股被压抑了一整年的劲儿，全倾在了琴弦上。
一曲终了，那位花白胡子的监考先生，摘下眼镜，久久没说话。
半晌，他才点点头，声音有些发颤：好…… 好一个赛马。
吴跃跃站起来，鞠了个躬，眼眶有点热。
他知道，那双弹琴的手，回来了。
当年全国高考在冬季举行，他报了名，一头扎进文化课的复习里。
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四科，一门都不能落下。
他那盏煤油灯，又亮了好几个通宵。
有一回，他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发现，灯芯烧到了头，油都耗干了。
11 月，高考如期而至。
考场上，他握着笔，笔尖在试卷上沙沙地响。
那声音，像极了弓子擦过琴弦。
两个月后，长沙教育局的两间办公室，因为一件怪事吵翻了天。
吴跃跃，怎么会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全国统考一份，艺术系自主招生一份，这、这不合规矩啊！
两位工作人员争得面红耳赤，谁都不肯让步。
这学生是不是弄虚作假了？
可人家的成绩单、卷面分都在这儿摆着呢，白纸黑字！
消息传到莲花公社，整个大队都炸了锅。
吴家那小子？考上大学了？还两份？
村口的老人吧嗒着旱烟，怎么也想不明白：那娃子不是在咱这儿踩打谷机吗？
原来，1977 年恢复高考，全国 570 万人报考，录取率只有 5%。
在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月，一个人能拿到一份通知书，都是天大的喜事。
吴跃跃，却一下子拿到两份。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从大队传到公社，又传到县城。
有知青红着眼说：吴跃跃，你真行啊！
吴跃跃站在田埂上，望着那间住了整整一年的茅草屋，鼻子一酸。
他想起了磨出茧子的手，想起了红锅菜，想起了被风掀掉屋顶的那个夜晚。
他哽咽着说：我，我能走出去了。
1978 年，父母两封信寄到知青点，商量他今后的路。
信里，父亲的意见和母亲的一样：既然是音乐家的梦，那就去学音乐。
吴跃跃攥着信，在煤油灯下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他把那份艺术系的录取通知书，小心地叠好，放进了贴身的衣兜。
他选了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去追他那条断了两年的音乐路。
村里敲锣打鼓地送他，老支书握着他的手，眼眶红红的。
娃啊，你给咱华林大队长了脸！
吴跃跃背着那把旧二胡，一步三回头，走出了华林大队。
报到那天，他站在大学校门口，仰头望着门楼，愣了很久。
这个从茅草屋里走出来、打着赤脚踩打谷机的年轻人，终于要开始他崭新的人生。
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比谁都拼命。
琴房里的钢琴，他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指头都弹麻了。
只是有一回，他那位教数学的启蒙老师，听说他去学了音乐，专程找到他。
老师看着他，沉默了半晌，第一句话不是祝贺，而是叹气：
你呀，浪费了一个数学头脑！
吴跃跃笑了笑，没有反驳。
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条河，而他要淘的，是金子。
那一年，像他这样被时代从泥地里捞起来的人，还有很多。
中央音乐学院 77/78 级，成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一个现象级的存在。
那一批被招进来的年轻人里，有后来的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钢、陈其钢、刘索拉、周龙、陈怡……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成分各异，有知青、有工人、有农民、有复员兵。
可他们身上，都有同一种眼神。
那是被岁月按在泥里，又拼了命往外钻的眼神。
他们挤在琴房里，挤在图书馆，挤在那条窄得不能再窄的艺术之路上。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临时扩大招生、放宽政审条件，才把这么一批人从全国各地淘了出来。
他们中的很多人，乐感好得惊人，演奏技巧和表现力一流。
可名额就那么多，录取比例低到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落榜的，比考上的，多得多得多。
可那些考上的，每一个都恨不得把白天掰成两半来过。
琴房不够用，就轮流用，一个人弹，一屋子人站着听。
有人拉琴拉到手指渗血，包上纱布接着练。
吴跃跃有时想，要是当初自己没走出来，现在会是在哪个大队踩打谷机？
想到这里，他就更不敢懈怠一分。
他知道，这条河里的水太急，金子要是不抓紧，就会被冲走。
他更知道，他能站在这儿，靠的不是运气，是那一盏盏烧到油尽的煤油灯。
后来，谭盾们把中国的声音，带去了世界的舞台。
再后来，吴跃跃也在自己的琴凳上，坐了大半辈子。
他教过一届又一届学生，总爱对学生讲那段故事。
讲打谷机，讲红锅菜，讲被风掀飞的屋顶，讲那两封改变命运的通知书。
讲到动情处，他总会拉一段《赛马》。
琴声一起，满屋子的学生都安静下来，仿佛看见一匹烈马，正从岁月深处奔来。
马蹄声疾，尘土飞扬，那匹马脖子上挂着的，分明是一盏煤油灯。
故事的结尾，吴跃跃总是笑着问学生一句话：
你们说，我这双手，到底是弹琴的手，还是踩打谷机的手？
然后他自己回答：
都是。岁月把我按进泥里的时候，是打谷机；把我淘出来的时候，是琴。
窗外的风又刮起来了，他闭着眼，指下的《赛马》，越拉越急。
仿佛那个被掀了屋顶的夜晚，那簇火苗，还在他眼前跳动着。
而他手里的弓子，从没停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