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白居易的《长恨歌》这些诗篇，被他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代课老师又叫“民办”老师，这个“民办”的由来，有个过程。

那时候，民办小学起源于“耕读小学”。

“耕读小学”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为对象，办的是半耕半读的学习班，学小学的语文、数学这些课程。

后来，“耕读小学”全部改成了民办小学，主要解决那些不能去公社完小上学的孩子的上学问题。

所谓“民办”，主要指教师的报酬形式——由生产队支付工分，教育部门每月补助一点学习费。

邓红当上民办老师后，每天挣10分，按一年360天算，生产队每年补助他3600工分。

每月，他还能从县教育局领10元现金。

这笔收入，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大款”了，好多农民干一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

即便已经习惯了教师岗位，邓红还是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按时起来，洗脸刷牙。

也就是这个当儿，他总会打开那台破收音机，听“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

1977年10月21日的那个早上，音乐响过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竟然以头条新闻，发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邓红一下子愣在原地，手里的牙刷悬在半空。

他保持着刷牙的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把整条新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完，才缓缓把嘴里的牙膏沫子吐掉。

那一瞬间，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擂鼓一样响。

原来，那团在心里烧了一路的火，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中午，公社的喇叭突然响了：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邓红，你妈妈打电话要你赶快回城里，有重要事情！

当时农村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重要事情都是靠广播通知的。

邓红这才知道，家里人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等交接完手头的教学工作，处理好休假手续，邓红便踏上了回乡的路。

两天后回到城里，他这才发现，隆昌城里的高考热，已经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二姐早已开始备考，桌子上堆满了高中各科的教科书和复习资料，密密麻麻全是笔记。

跟邓红同年的亲戚家的小表叔，已经干脆脱产复习，什么都不干，就剩啃书。

隆昌一中更是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教室里挤满了人。

邓红站在街口，看着满城匆匆忙忙的年轻人，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

他盘算了一下：自己下乡两年多，理科知识已经荒芜了一大片，重新捡起来谈何容易。

他犹豫了整整三天，最后决定，报考文科。

可填志愿的当儿，他又琢磨开了——文科毕业生，教书的可能性极大，教的还是语文、历史这些。

与其站在讲台上教别人历史，还不如自己上场踢球，将来率领一支足球队，在球场上鏖战群雄，不也是威风得很？

于是，缘于一股莫名的冲动，邓红当场拍板，填报了体育学院。

当年的四川省高考制度规定，考前能填报6个志愿，但体育艺术类的学院，必须填为第一志愿。

邓红的6个高考志愿，就这么定了下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云南林学院林业经济系、宜宾师专。

四川省的高考时间，定在12月10日与11日。

考试前的一个来月，邓红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

他跟姐姐、小表叔一起复习，交流经验。

后两位都考理科，跟邓红关系不大，他基本上是各啃各的，自己跟自己较劲。

做了一年教师的邓红，有着旁人没有的清晰规划。

他给自己定下的备考战略战术，只有十六个字：不管语文、抢背政治、猛攻数学、最后几天抓史地。

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逻辑。

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的积累，作文靠的是文笔和读书量，短期突击复习用处不大。

政治复习，主要依靠当时一些热心肠编的复习资料，抓住重点背就完了。

数学，他毕业两年多没碰过，尽管底子还不错，可要把高中两年学过的部分重新捡起来，大概就要20来天。

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幸好还没有丢，考前全部看一遍，大概就没问题了。

1977年12月10日，考试开始了。

隆昌的文科考场，设在隆昌二中。

邓红走进考场，坐下，摊开试卷，深吸一口气，提笔就写。

考试的自邓红感觉，还不错。

不过，由于民办小学还没有放假，邓红考完试，当天马上又赶回了生产队。

一路上，邓红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自己没考上，还得继续回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当农民，接着挣那3600工分。

这个念头，让他每写一笔都格外用力。

12月的某一天，公社突然通知邓红：他过了高考合格线，马上要去县里体检，报考体育学院的，还要考体育专项。

邓红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赶到县城，参加了体检，又看见县教育局门口贴着一张通知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第二天，在县体育场，考体育专项。

第二天一大早，邓红从箱子底下翻出当年打球穿的那身衣服，一件件套上。

他找出一只足球，又跑到合川二中，跟体育老师借了一双跑鞋。

然后，他兴冲冲地往县体育场跑。

到了体育场，他抬头一看，傻了眼。

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全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个女生，县篮球队的主力；另一个，就是他邓红。

原来，当年因为是第一次高考，一开始异常重视文化成绩，必须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体育院校的专项考试。

殊不知，四川省的体育院校招生名额一共有300多个，而报考了体育学院、又同时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才60多人。

后来邓红才听说，为了补足考生空缺，体育专业的高考合格线，一口气降了50分。

考生虽然只有两个，考官阵容却不能马虎。

现场来了几个成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加上内江地区体委的领导，再加上本地县体委的官员，邓红粗略数了数，考官大约有十几个。

两个考生，十几个考官，这场面，光是摆出来就够吓人的。

体育专项考试分身体素质测验和专业考试。

身体素质考4项：100米，13秒5及格，邓红拼了命地冲，跑了12秒9；垂直跳高，50公分及格，他猛地一跃，跳了70公分。

引体向上，10个及格，邓红咬着牙一个个往上拉，拉到第9个，胳膊抖得跟筛糠似的，愣是没拉上第10个。

立卧伸，要求1分钟做25个，邓红像装了弹簧一样，一口气做了40个。

考足球专业时，县体育老师不懂足球，一时没辙，只好临时找了一个看热闹的来试脚。

这个看热闹的，是下放到隆昌的重庆下乡知青，跟邓红一样，参加过1973年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是重庆中学生队的队员。

两个人在球场上一碰面，先是一愣，随即都笑了——老熟人。

这样的考试，是“文革”后的头一回，大家都觉得新奇，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

不到半天功夫，县体育场边就黑压压地围了一片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邓红在球场上左冲右突，把球一次次送进对方门里，场边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在发烫，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深夜苦读，都化成了脚下那颗滚动的足球。

邓红和那位女生，那一天，出尽了风头。

夜色四合的时候，邓红抱着那只足球，坐在县体育场的看台上，久久没有起身。

远处，隆昌城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他不知道成绩什么时候出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

可他心里清楚，那个被冰封了十年的梦，终于开始解冻了。

而远在山西，孙葆丽同样在等着那个改变命运的消息。

她想起父亲那夜被寒风吹红的眼睛，想起车间里轰鸣的车床，想起那张1974年的试卷。

1977年的冬天，冷得让人发抖。

可就是在这个寒冬里，千千万万个像孙葆丽、像邓红一样的年轻人，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春天，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