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冬，长治的夜冷得像一把钝刀，一寸一寸地刮着人的骨头。

招待所走廊里那根坏了一半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惨白的光一下一下抖下来，把人影都拉得歪歪扭扭。

窗户玻璃上结满了厚厚一层冰花，屋里烧着煤炉，可那股子寒气还是从窗缝、门缝里钻进来，直往人的骨头缝里爬。

六个打球的姑娘挤在一间屋里，把棉大衣都压在被子上，谁也不敢把手伸出被窝。

邓红盯着那层冰花出神，脑子里还回放着白天那场没打完的比赛——寒流来得毫无征兆，穿单薄球衣的运动员刚在场上跑两步，胳膊腿就冻得不听使唤了。

组委会连夜从驻地部队调来一车棉大衣，挨个发到队员手里，才算是把这场寒潮扛了过去，可全省职工篮球赛到底还是中断了一天。

屋里有人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念叨了一句：人间天堂，不外乎就是暖和和的被窝。

话音刚落，走廊里咚咚响起两声敲门，紧接着服务员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孙葆丽，楼下有人找你！

邓红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点，谁会来找邓红？

邓红从被窝里哆嗦着钻出来，把棉大衣紧紧裹在身上，趿拉着鞋就往楼下跑，一路冷得牙关直打颤。

昏黄的灯影里，招待所门口站着一个裹着单薄棉袄的人，嘴唇冻得发紫，正不停地哈着气搓手，眉毛和胡茬上挂着一层白霜。

那是邓红的父亲。

邓红愣在门口，半天没回过神来——从太原到长治，铁路刚铺好，火车还是试运行，班次极不规律，行速又慢得吓人，他怎么就来了？

邓红心里一阵发慌，声音都在抖：爸，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父亲却咧开嘴笑了，眼睛在灯光下亮得吓人：有个好消息。

邓红急得跺脚：什么好消息，至于大冷天跑这么远的路？

父亲压低了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要恢复高考了。

邓红整个人都懵在原地。

原来，父亲一得到这个内部消息，立马就收拾了几件衣服，跳上那趟刚铺好铁轨的试运列车，在既没水喝、也没东西吃的车厢里，摇摇晃晃坐了十多个小时，赶到长治。

他赶这么远的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早一点，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亲口告诉邓红。

邓红眼眶一热，眼泪不受控制地滚了下来，在冻僵的脸上烫出一道道痕。

父亲看邓红非但没有跳起来、没有手舞足蹈，反而站在那儿掉眼泪，一时也有些手足无措，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邓红。

他不知道，邓红心里翻江倒海，翻的全是这些年，父亲为邓红们做过的那些事。

为了让几个孩子能多学一点文化知识，父亲一个人摸进了无人问津的学校图书馆，一本一本地往外翻书，硬是在“读书无用论”肆虐的时候，让邓红们几个孩子手里始终有书可读。

父亲还请人撬开贴着封条的实验室门，请来化学老师，手把手地教邓红怎么做小实验。

父亲用牛皮纸，把那些在当时可有可无的作业本，一本一本地细心裱糊好，生怕邓红们写坏一个字。

父亲甚至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1974年第一次考试入大学的试卷，让邓红试着去做。

这些事一桩一桩地涌上来，像走马灯一样在邓红眼前转，转得邓红眼泪根本止不住。

1975年，邓红高中毕业，赶上“插队”的浪潮，好在按政策获得了“免插”资格，进了一家大型纺织机械厂当工人。

因为邓红有打篮球的特长，厂里让邓红挑工作。

厂里人都劝邓红去厂医院当护士，又轻松又干净，是姑娘们抢破头的差事。

可父亲偏偏一句话把邓红按进了车间，当了车工。

父亲说得很直白：护士不属于“工农兵”，想上大学，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当过两年“工农兵”。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父亲固执地给邓红留着上大学的梦，哪怕这个梦，在当时看起来遥不可及、荒唐至极。

在轰鸣的车床旁，铁屑飞溅，机油味钻进鼻子里，上大学成了邓红遥远而模糊的念想，偶尔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

两年过去，邓红出了徒，父亲嘴上不再提上大学的事，邓红也以为，这个梦早就被岁月尘封了。

没想到，就在这个寒冷得能把人冻僵的深夜里，父亲用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把这个梦重新焐热了，焐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邓红吸了吸鼻子，红着眼眶对父亲说：爸，邓红一定考上。

接近夜里十二点，招待所已经没有空床位了。

为了不影响邓红第二天的比赛，父亲没有多留，匆匆告别，然后一个人钻进四面透风的长治长途汽车站，在冷风里熬到天亮，再乘车返回太原。

邓红看着父亲裹着单薄棉袄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父爱如山，这四个字，那一夜，邓红体会得最真切、最滚烫。

回到车间以后，邓红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在轰鸣的车床旁，邓红总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嫁人、生娃、当一辈子工人。

可那天夜里之后，邓红的心里突然燃起了一团火，怎么都浇不灭。

邓红白天照常上班，下班以后，就趴在宿舍的床上，翻开父亲当年给邓红找的那些课本，一页一页地啃。

车床的轰鸣声、铁屑的飞溅声、工友们的说笑声，都变成了邓红身后的背景音。

邓红报考的是体育专项，可体育专项也要参加文化课的考试，文化课过不了及格线，体育考得再好也没用。

好在这些年，父亲一直紧抓着邓红的学习不放松，邓红的底子没有丢。

文化科目考试结束后不久，邓红参加了体育专项考试。

考试由一般身体素质考试和专项能力测试组成，内容不算难，邓红很顺利地过了关。

说来也怪，体育考试过了就过了，印象反而不如文化课考试深刻。

真正让邓红记了一辈子的，是考试前那个反复在车间里问自己的问题——邓红到底能不能考上、配不配得上父亲那一夜的奔波？

而在千里之外的四川，有一个人，对体育专项考试的印象，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

因为全县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只有他和另一名考生两个人。

结果光监考老师就有十几位，看热闹的人更是多到数不清，那一天，让邓红出尽了风头。

邓红出生于1958年11月，自称是半个隆昌人。

他出生在四川隆昌县城中心街，后来历经辗转，才回到父亲的故乡——四川合川县城安家。

邓红对体育的热爱与天赋，不是一天长起来的，而是一点一点，踢出来的。

初中一年级，他开始参加校队踢球，在球场上像个不要命的野马，一路从校队踢进了县青少年足球队、县中学生足球代表队。

后来，他甚至代表江津地区，参加了省级比赛。

就这样，除了文化知识，邓红身上还多了一样别人抢不走的硬通货——足球特长。

1975年7月，邓红高中毕业，不出意外地来到母亲的家乡隆昌县插队。

当时四川省知识青年下乡，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知青点，知识青年以父母所在的单位或居住地区为中心，结成知青点，集体生活，集体劳动。

另一种是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一个人到某个生产队去安家落户，单独生活，与农民一起劳动。

知识青年插的是队，也就是生产队，而不是插户，并入社员户口里。

大队，是知识青年落脚并赖以生存的根本。

邓红插队的地方，全称叫隆昌县黄家区复兴公社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

当时的黄家区所在地叫黄家场，是隆昌县最偏僻的一个区，素有隆昌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之称。

而复兴公社，又是黄家区几个公社里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

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邓红干足了一年光景，自始至终没让书离过手。

1976年夏天，大队的满书记，找到了正在柴棚里劈树枝烧水的邓红。

满书记说：小邓啊，有这么一件事跟你说。

邓红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放下柴刀起身，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自己是不是哪里惹了事？

满书记说：咱大队民办小学的陈老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了，大队开会研究，准备让你去当小学老师，试试。

试试就试试。

就这样，18岁的邓红，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对于这从天而降的重任，邓红并不畏惧。

他体育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在合川一中上初中和高中时，一直是全班的尖子生。

高中毕业时，他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这些大部头名着。

只是时运不济，“文革”教育制度改革，居然把高中缩短成了两年，这让邓红多多少少有些埋怨，总觉得该学的还没学够。

邓红敏锐地觉得，世道要变了。

他回城把当年高中学过的课本一股脑翻了出来，带回乡里，在煤油灯下，一点一点地把丢失的记忆捡回来。

求知若渴的邓红，甚至在社员家里翻到一本《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