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秋天，赣北的茶山还绿得发亮，层层叠叠的梯田像一块块被精心裁剪过的绿绸缎，从山脚一直铺到云里。可这满山的绿意里，却先炸开了一声惊雷——不是天上的雷，是报纸上的雷。

恢复高考的喜讯，像长了翅膀的鸟，乘着铅字和广播，一夜之间翻过了好几座山头。

消息传到邹家大队时，工棚里的煤油灯正跳得欢，一群知青把那张皱巴巴的报纸传了又传，指头把油墨都蹭花了一片。

有人捏着嗓子念，念着念着声音就抖了：“十二年……总算等到头了。”

工棚里忽然静下来，静得能听见山风吹过茶林的呜咽，像谁在低声哭。

辜昭元没说话。他摸出那支用得只剩半截的炭笔，在糙纸上轻轻划了一道。

这一划，划进了他心底埋了整整十年的一个梦。

旁人只道他画画是“爱好”，却不知道，这个爱好从他小学一年级的春天就咬死了他的命。

那时候父亲领他去少年宫，他趴在窗台上，看高年级的孩子往画板上喷水、抹碳条，眼睛就再也挪不开了。

他记得那天窗外的梧桐正抽新芽，阳光斜斜地打在石膏像上，白得晃眼。他鬼使神差地捡了块碎炭，在墙角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麻雀。

父亲低头看了一眼，没骂他弄脏了墙，反而笑了笑，第二天就给他报了少年宫美术组的名。

从此，别人的童年是玻璃球和冰棍，他的童年是一沓又一沓画废的纸。那时候少年宫美术组一周上两节课，一节课两小时，炭条从拇指粗磨到只剩一截小指长，他还舍不得扔。

小学到高中，他几乎每个周日都泡在画室里，素描、水粉、速写换着练，手上常年带着炭粉的灰。老师夸他有“心”，说他不光手稳，眼睛还“毒”，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这话辜昭元记了大半辈子，因为他后来才明白，画画这件事，比的从来不是手，是那颗心。

初二那年，县里办少年美术比赛，他画了一幅《村口的老槐树》，拿了头名。

颁奖那天，他第一次见到那么厚的画册，封面印着《工农兵画报》四个字，他抱着看了整整一晚上。

高中时，他的一幅画入选了全国性的美术作品展览，名字印在印着红章的入选名册上。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知道，“将来要靠画画吃饭”这句话，原来真的可以不是一句玩笑。

所以当1977年的秋天，那张报纸真的把“恢复高考”四个字递到他手里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去报考，一定要考美术。

那一年，全国有五百七十多万人报名，录取的却只有二十七万，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浙美（浙江美术学院）的招生，更是要从成千上万张报名表里，一层一层筛到最后一小撮人。

这些数字，他当时并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怕。他只是想起，自己这一路，从来没怕过什么难走的路。

可路再难，也有绕不过去的坎，第一道坎，在他高中毕业那年就早早摆在了面前。

班主任陈老师看好他，想介绍他去报社做美术编辑，那是多少人抢破头的位置。

可那时候的政策，一家只能留一个城里的指标。

他看了一眼母亲鬓角的白发，又看了一眼妹妹怯生生的眼睛，把那个名额，咽回了肚子里。他跟老师说，他想去农村，想去体验生活，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

老师满脸的遗憾和叹息，成了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一扎就是很多年。

他嘴上劝着老师别难过，心里却比谁都清楚，他不是不想留，是不能。

那年月，下乡的知青千千万万，能回来的寥寥无几，城里一个户口，就是一家人翻身的希望。他把这唯一的希望，让给了妹妹。

这一让，他也没觉得自己多委屈，反而觉得心里踏实，因为画画从来不需要城里那四方天地。

他背着画板，踏上了去丰城县杜市公社邹家大队的路。

临走那天，母亲送他到村口，什么话也没说，只往他兜里塞了两个还温着的红薯。

他走出老远，回头一望，母亲还站在原地，像一棵扎在土里的老树，一动没动。

他鼻子一酸，赶紧扭过头，硬是把那点热意咽了回去，大步往山道深处走。

山道弯弯，他走一路，画一路，把这一路的风和树，都收进了速写本里。

到了邹家大队，他才知道什么叫“广阔天地”，满山的茶垄，一层叠着一层，绿得晃眼。

白天，他和别的知青一起，在茶山上弯腰采茶，手指被茶芽的汁水染得发黑。

那时节出早工，天不亮就得起来，山上的露水能把裤脚湿到膝盖，收工回来天都擦黑了。

可一放下茶篓，他就蹲在田埂上，掏出画板，给累得直不起腰的社员们来上一张速写。画得多了，大家伙儿都认他这个“画画能手”，收工了就往他跟前凑，让他也给自己画一张。

队里后来要粉刷宣传标语、配几幅画，都不再去请公社文化站的人了，全都让他一个人包圆儿。他拎着油漆桶，站在墙根下一笔一笔地描，描到太阳下山，描到指头酸了，还觉得浑身是劲儿。

日子久了，连丰城县文化馆都听说了他的名字，时不时抽他过去帮工。

他也因此代表县里，参加过宜春地区的一些美术创作活动。

宜春，是江西省的版画之乡。在那里，他第一次摸到真正的木刻版画，那种刀痕里透出的力量和粗粝，像一把钥匙，咔嗒一声，撬开了他脑子里另一扇门。

他忽然觉得，画画的路，远比他以为的宽。这些年在田垄、在墙根、在版画的刀痕里攒下的底气，终于在1977年的秋天，被一张报纸全数点燃。他要去考浙江美术学院。

消息传开，知青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有人劝他：“小辜，你疯啦？高考本身就难，美术院校更是难上加难，你怎么不多报几所保底的？”

还有人替他掰着指头算：离考试只剩不到两个月，你文化课落下这么多年，拿什么去拼？

辜昭元只笑笑，回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哑了的话：“我对自己多年的积累有信心。除了浙美，别的学校，我都不想上。”“万一考不上，那就明年再来。”

这话听着轻巧，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背后压着多少年不眠的灯。

他心里不是不慌，他慌过。听说报考目录里好像没有单独列美术、体育这些特长专业时，他整宿没睡好，翻来覆去地琢磨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

直到报考专业目录正式下发，他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确认美术专业在列，悬着的心才落回肚子里。

至于为什么偏偏是浙美，他心里其实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

一方面，浙美在杭州，离江西不算远，平时能探到的消息多。

另一方面，他常年翻那本《工农兵画报》，画报虽然不归浙美主办，可里头的许多美术编辑，都是浙美出来的。

那本画报他每个月都攒着，攒了厚厚一摞，闲下来就翻，翻到每一幅作品的笔触都熟得能背下来。

就这么一遍遍看下来，浙江美术学院这五个字，早在他心里生了根。对儿子的决定，父母没有多劝一句，只是默默地给他收拾行李，往他包里多塞了几个煮鸡蛋。

母亲把鸡蛋递到他手里时，手是抖的，眼眶是红的，却一个字也没说。那几枚煮鸡蛋，他揣了一路，揣到南昌都没舍得吃，只留着最后当夜宵。

1977年10月12日宣布恢复高考，12月初就开考，留给他的，满打满算不到两个月。

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从插队的山里回到南昌，四处搜寻复习资料，登门请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