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上，来自北京的吴思格外珍惜这次考试机会。

坐在考场上，他的脑海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着这几年的遭遇：

吴思第一次觉得自己被架空，是在秋收最忙的那几天。

他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点名册，嗓子喊得冒烟。

“一组去东沟掰玉米，二组上山摘苹果，三组留地里锄最后一遍草！”

没人动。

几十双眼睛看着他，像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娃娃。

有人蹲在地头抽烟，有人慢悠悠磨镰刀，还有人干脆把锄头往肩上一扛，晃晃悠悠往自留地方向走。

吴思脸涨得通红。

他以为自己跟社员们混得熟了，平时帮老李头修过屋顶，给王婶家孩子补过课，逢年过节还拿自己攒的粮票换鸡蛋分给大家。

他以为这些情分能换来一点面子。

他以为等自己真当了生产队一把手，手里有了实权，社员们就算不敬畏，至少也会忌惮三分，多少给他点体面。

吴思万万没想到，到底还是自己失算了。

那天他硬着头皮一个个去拽人，老李头把烟袋锅子往腰里一别，笑呵呵地说：“小吴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家那二分自留地的白菜再不间苗就废了，你也知道，那玩意儿金贵。”

吴思气得手发抖。

他指着大田里黄澄澄的玉米：“那是集体的粮食！收不回来，年底分粮大家都得喝西北风！”

老李头嘿嘿一笑：“集体的粮食多了去了，少我老李一个人，它也不烂在地里。可我家那二分地，少锄一锄头，我家老婆孩子就得少一口菜。”

说完，扛着锄头走了。

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呼啦啦散了一大半。

吴思站在原地，秋风卷着玉米叶的碎屑打在他脸上，火辣辣的疼。

后来，吴思真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照样被迫让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员们对付吴思的手法越来越繁杂，越来越高深，越来越棘手。

一开始是明着不来，后来学会了装病、装聋、装糊涂。

再后来，他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磨洋工。

你派十个人去锄地，到了地头，三个人蹲着抽烟，两个人坐着聊天，剩下五个拿着锄头比划两下，一天下来，锄过的地还不如一个人认真干半个时辰。

吴思去查工分记录，记工员把本子一摊：“队长，人家都出工了，我能记假账吗？”

让步本不是吴思的初始心意。

他刚来插队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想着带领社员们大干快上，把生产队搞成全公社的标杆。

可妥协却是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你不让步，第二天出工的人更少。

你硬逼，人家直接撂挑子不干。

这样的压力并非单纯来自社员，更多的来自于他管理的手下——那些生产小组长、记工员、保管员、民兵排长。

这些人都是村里的老油条，有的在队里干了几十年，亲戚套着亲戚，关系连着关系。

吴思一个外来知青，根基浅得像浮萍。

人情世故一旦碰壁，假如吴思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他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他辞职。

记工员老赵辞职那天，把工分本子往桌上一扔：“小吴，我这活儿干不了了。你让我按你的意思改工分，得罪的是全村的乡亲。我一家老小还在这村里住呢，你拍拍屁股能走，我往哪儿躲？”

吴思拦都拦不住。

他疲于奔命地忙于处理这些，焦头烂额地质疑自己的管理能力是不是太过差劲。

有时候夜深人静，他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有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己太过单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太想跟大家搞好关系，太怕得罪人，太想把事情做好。

这些老油条们手拿把掐，利用各种手段施加要挟，把他拿捏得死死的。

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山连着山，谷挽着谷，岭挨着岭。

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各种庄稼交替种植，数千棵干鲜果树交织地立在田间地头。

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吴思一概不懂。

没有多年种田经验的积累，休想掌握。

有这么一个大短板，队长一撂挑子，吴思就抓瞎了。

就算他本事再大，什么都懂，凭借吴思那点儿号召力，也只能带一小拨人干活。

其余绝大多数人，并不怎么听吴思摆活，甚至可以直面怼吴思。

一个集体有没有活力，全靠领头羊。

比如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仅凭吴思反复催促也白搭，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

似乎生产队长存在的价值，就是无形之中有一股蛮力，通过各种挑事儿在阻挡着吴思与社员们发展亲近的关系。

但往往先是社员挑事儿，之后才引发队长撂挑子。

吴思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可惜好多社员并不听吴思的指挥。

这就需要干部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社员为何在劳动中积极性不大？

吴思的权威屡屡受到挑战？

他翻来覆去地想，终于觉得罪魁祸首就是自留地。

虽然生产队执行的分配原则依据的是工分制，多劳多得，但因自留地的存在，让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有了微妙的变化。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有区别的，也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吴思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

按照普遍的毋庸置疑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

但事实呢，恰恰不尽人意。

有一次，吴思曾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珍惜来之不易的口粮来源。

那老农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斜了他一眼，反问道：“有我多少？”

“有我多少？”

当时，这话吴思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

不久之后，也就是经历处处碰壁之后，吴思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有我多少？”

社员从集体田上收益的多与少，直接影响他们务农的积极性。

而他们能从集体田上收益多少呢？

吴思所管理的生产队有57户人家。

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

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

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

自留地则不然。

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值得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正因如此，老百姓看到集体田和自留地的眼神是截然不一样的。

他们看到自家田地，眼里是拉丝的，是充满着爱意的，因为那里诞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口粮，而是维系家族生命的宝贵源泉。

吴思亲眼见过老李头伺候自留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