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他就猫着腰在地里忙活，锄草、浇水、施肥，动作轻柔得像在伺候月子里的媳妇。

那二分地里种的白菜，棵棵壮实，叶片绿得发亮，连菜帮子都白净得像玉。

可在大田里呢？

老李头挥着锄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刨着，刨两下就直起腰喘口气，嘴里还嘟囔着“差不多了差不多得了”。

通盘收益比较下来，对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

况且还没算上他们在自家庭院的空闲地上开垦出来的耕田。

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这样鲜明的对比，其结果直接导致的是打击社员公干集体田的积极性。

吃不饱饭的年代，谁愿意用自家那点儿无比珍贵的粮食填了肚子，却把稀罕至极的力气用在跟自己关系不大的集体田上？

吴思对此进行了绞尽脑汁地思考，想要找到破解这个难题的方法，以有效提高社员的积极性。

结果一番深思后越发肯定了集体田与自留地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这就像是一对矛和盾，就是势均力敌的关系。

想让两个有着血海深仇的人结为夫妻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种矛盾是一直有且矛盾尖锐的。

吴思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

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那么，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

吴思发现，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生产队干部刨87镐，107镐。

“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

纵观大队历史，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

而且，当吴思参加公社的公干会议多了，大家彼此交流多了，才知道其他生产队大多也是这么干的。

这是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

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

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吴思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

那位知青给吴思讲了一个故事。

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

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

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

吴思和他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便是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有两个层次。

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

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

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

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你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

这是第一个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勤奋的算不赢偷懒的。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

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拥有这种精神的人，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少很少。

吴思反复寻找，结果只能从大自然里的生灵中找得到。

让他觉得脑门一下子通透的是——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

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疏远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

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

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

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

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

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

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

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

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

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

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吴思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办法，是吴思自己摸索出来的，也是他最不愿意用、却不得不用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社员们在集体劳动中“适度”照顾自留地。

你让我把大田的活干完，我就得允许我抽空去自留地浇一瓢水。

你让我老老实实干一整天，我就得允许我提前半个时辰收工。

这是一种无声的交换，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吴思知道这是在饮鸩止渴，可他别无选择。

那天傍晚，他独自坐在田埂上，看着夕阳把层层梯田染成金红色。

远处传来社员们收工的说笑声，有人扛着锄头，有人背着柴禾，脚步轻快得像回家过年。

吴思低头看着自己磨出茧子的双手，苦笑了一声。

他想起自己刚来插队时写下的豪言壮语，那些贴在知青点墙上的标语——“扎根农村干革命”“战天斗地创高产”。

如今看来，像个笑话。

他不是不想干好，是真的干不动。

他一个人，斗不过57户人家几百年来形成的生存智慧。

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

吴思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明天还得早起，还得去地里，还得跟那些老油条们斗智斗勇。

他知道，这场仗，他赢不了。

但他也不能输得太难看。

至少，他得撑到下乡知青的期限结束，撑到自己能离开的那一天。

远处的山影越来越暗，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蹲伏在暮色里，注视着他这个外来者的挣扎与无奈。

吴思转身往村里走，脚步沉重，却一步也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