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消息是一个跟着一个来的。

十月底，韩明打来电话，一开口先骂了句脏话，骂完了自己又“呸”了一声。

“孙建国翻了。工作组提审他，他说在市纪委那几天，我们连着三天三夜不让他合眼，那十几页是逼出来的。还说要告我们刑讯逼供。”韩明的声音都在抖，“翟书记，我韩明办了十几年案子……”

“工作组咋说？”

“要核实。”韩明冷笑，“核实我们是不是虐待了他。”

过了一个礼拜，刘德才也翻了。说那个塑料皮小本子，是进了办案点以后被逼着补写的，日期、数字都是县纪委的人念一句他写一句。至于那两盘磁带，他说记不得自己录过，可能是别人剪辑的。

周峰听到这儿，手里的搪瓷缸子直接撂地上了，茶水泼了一裤腿。

“放他娘的屁！本子是从他保险柜夹层里抠出来的，抠的时候邢卫东全程录了像！纸都黄了！我们补写？我们能补写成那个样子？”

“录像呢？”

“交了啊！都交了！”周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才说，“全交给人家了。人家说是补写的，那就是补写的。”

十一月初，胡金水也改了口。他对工作组说，那晚拎去翟书记家的五十万，是借给翟书记的，翟书记说家里有急用，录音是他自己录的，可被人剪过，前头后头都剪掉了，只剩中间一截。

郑海拿着这个消息来找翟俊平，脸气得煞白，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上。

“翟书记，那天晚上是我数的钱！是我签的字！借钱？借钱能当晚就存进廉政账户？”

翟俊平给他倒了杯水：“胡金水说是借的，借条呢？谁借五十万不打借条，还半夜送到人家门口？”

“他说……是口头借的。”

“那就让他说。”翟俊平把杯子推过去，“廉政账户的进账单是银行出的，上头有日期，有时间。”

郑海捧着杯子，没喝，看着他：“可工作组要是不认……”

翟俊平没答。这个道理，郑海懂，他也懂。

十一月中旬，工作组拿出了一份阶段性意见，印发给县委常委和市纪委。意见很长，十几页，翟俊平看了三遍，周峰看了一遍就扔在了桌上。

话说得很周全，意思压成几句就是：安江的问题，主要是孙建国、刘德才、钟海波、柳长贵等人的个人问题；对马国梁、李春林等同志，“经初步核查，未发现明显问题线索”；钱程的问题“正在进一步核实”；东扩用地分批报批、江堤资金使用，属于“行政审批和资金管理中的程序性问题”，建议转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组织自查自纠”。

周峰拿手指头戳着最后那一段，气得直笑：“让省国土厅自查？那不就是让邵广川查邵广川？他查完了写个报告——经查，本人没问题。完了！”

意见印发后第三天，翟俊平接到通知，到县委招待所工作组的小会议室谈话。

屋里暖气开得很足，窗玻璃上一层水汽。长条桌对面坐着两个人：杨国林居中，他旁边是市纪委书记赵立新。蒋文涛坐在桌角，面前摊着记录本。

翟俊平进门看见赵立新，脚下顿了一下。赵立新冲他抬了抬眼皮，没说话，手里捏着支钢笔，笔帽一会儿拧上，一会儿拧开。

翟俊平是市管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这样的谈话，市纪委得有人在场。赵立新是被“请”来的。

杨国林给自己倒了杯水，没给翟俊平倒。

“翟俊平同志，今天由我和赵立新同志，代表组织，对你进行诫勉谈话。”他把一页纸往前推了推，“蒋文涛同志记录。”

“请杨书记、赵书记指示。”

“工作组在核查中发现，你在柳长贵一案中，授意公安机关以抓赌为手段，先限制涉案人员人身自由，再由纪委立案。”杨国林说得很慢，像在念判决书，“往轻了说，是不规范；往重了说，叫钓鱼取证。还有胡金水那五十万，你当场为什么不拒收？这本身，是不是就有诱导的嫌疑？”

翟俊平坐得笔直，挨个回答。抓赌是群众提供线索，公安依法实施，赌资当场清点；柳长贵是拘留期满之后，县纪委常委会集体研究；胡金水那五十万当晚就报备，次日存入廉政账户。

说到这儿，赵立新咳了一声，开口了，眼睛看着桌面：“我补充一个情况，请工作组一并记录。那天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俊平同志给我打过电话，报告了这件事，通话十一分钟。市纪委值班室有登记。”

杨国林侧过脸看了他一眼：“立新同志，这个情况，工作组掌握。”

“掌握就好。”赵立新把钢笔帽拧上了，“我是怕记录里漏了。”

蒋文涛的笔停了一下，还是记上了。

“程序，我都看过了。我是在跟你讲方法。”他说，“年轻干部有冲劲，是好事，可是不能为了出成绩，什么手段都用。”

“知道。”

“知道就好。”杨国林说，“立新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赵立新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俊平同志，组织上对你进行诫勉，是严格要求。往后办案，程序上要更严谨，方法上要更稳妥。”他说得一板一眼，“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讲，也可以书面提出。”

翟俊平看着他。赵立新最后那半句，是照着规定说的，可规定里那半句，平时没几个人提。

“我没有意见。”

蒋文涛把谈话记录推过来，让他签字。翟俊平从头看了一遍，在被谈话人意见那一栏，写了一行字：谈话内容已知悉。对所涉事实，本人另附书面说明。

杨国林看了一眼那行字，没说什么，把记录收进了文件夹：“今天的谈话，会形成书面材料，报省纪委。”

出了会议室，走廊里没人。赵立新走在他后头，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脚步慢了半拍，声音压得很低：

“书面说明，写细一点。抄一份，送市纪委。”

从招待所出来，天已经黑透了。周峰在车里等着，一看翟俊平的脸色，就什么都明白了。

“诫勉了？”

“诫勉了。”

周峰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喇叭“嘀”地叫了一声。

十一月下旬的常委会，马国梁来得最早。

他换了一把新的朱泥紫砂壶，擦得锃亮，摆在面前。见了翟俊平，他笑得格外亲热：“翟书记，最近辛苦了，脸都瘦了一圈。注意身体啊。”

会是研究年底干部调整的。组织部长的位子空着，副部长汇报。每议一个人，李春林都要抬起头来，扫一圈，说：“大家看看，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看就这么定。怎么定，我都支持。”

散会以后，翟俊平走到楼梯口，后头有人叫住了他。是赵德厚。老头子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从人造革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瓶子，塞到他手里。是那种自家泡的杨梅酒，瓶口拿塑料布扎着，皮筋缠了好几道。

他的手一直在抖。

“翟书记，我憋了八年了。”赵德厚说，“你来了以后，我以为能喘口气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