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突如其来罕见的恶性政治刺杀事件震惊了整座长安城，朝野震动，这里可是天子脚下，居然有人敢在天子眼皮底下取走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一位大臣，这无疑是对朝廷极大的藐视和赤裸裸的挑衅。

之后，刺客还在中央禁军、金吾卫、京兆府等衙门留下了神秘字条：“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谁敢抓我，我就灭谁！

这么嚣张的气焰，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这还有王法吗？”

事件发生后，平时里威风百面的当朝大员此刻都成了惊弓之鸟，纷纷给自己找保镖，保命要紧啊，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

而且刺杀案发生后数日，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上朝，以致宪宗一连数日都要在金銮殿上枯坐，苦苦等候文武百官上朝。

宰相武元衡被刺后，朝臣们大为惊恐，只顾着找保镖保住自己小命，而却迟迟不见有人敢站出来追查和讨伐，都怕刺客的“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小官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闲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不合时宜地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

后来白居易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第一个挺身而出。

他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是自己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白居易第一时间站出来后，很快，原先缄默的朝臣们也都站了出来。

但不是跟着白居易一起呼吁早日缉捕凶犯，而是呼喊着要拿白居易问罪。

奇了怪，他们要问白居易的什么罪呢？

历史上莫须有的罪名，绝不仅仅只安在岳飞身上。

权贵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

就是说，谏官还没说话，白居易他却先说，这不对。

这样的莫须有，是不是太过分了？这相当于皇帝在大殿上被刺客追杀，白居易如果挺身去救皇帝，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这是护卫兵做的事，白居易不能多事，护卫都还没出手，你白居易怎能挺身而出？

不知道当时朝中有识之士看到权贵们安的这个罪名会不会觉得好笑：在其位的不谋其职，反而嫌别人谋了他的政，这不是典型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别人要拉我不让”吗？更可笑的是，说白居易的行为是“藐视朝廷规矩的僭越行为”，不得不问：还有比地方藩镇政府派人刺杀中央政府宰相这种行为更符合“藐视朝廷规矩的僭越行为”的吗？

对于这明显是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居然还认真地解释了：“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白居易觉得：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忠义，出于愤怒，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你们要以我的忠义、我对刺客的愤怒来加我的罪，这样就太过分了吧。

这个莫须有罪名确实污蔑的成份太明显，权贵们见这个指责好像有点不够力度，于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那些“有心人”拿他四年前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白居易安了第二条罪名：伤名教。

憎恶白居易的权贵们诬陷白居易“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做《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正在于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的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确实是因为看花不慎堕井而死，但因为母亲看花堕井而死就不能作与花、井相关的诗，作了就是不孝。那相当于李白的母亲在床上病死的话，那李白不能发布什么“床前明月光”这样大逆不道的诗了。

而且说白居易不孝顺，那更是说不过去了。

白居易的孝顺是出了名的，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急匆匆赶回家，就是为了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母亲。我甚至都觉得白居易是太过于孝顺了，如果不是他的愚孝，他就不会错过很多东西，包括他一生的最爱。

所以，给白居易安上这个“伤名教”的罪名是不是太造谣了？

这世上有多少人是“死”于谣言的？所以现在我们都说，“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啊，同志们！

这次面对后来查清是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指使的武元衡刺杀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朝臣们对于宰相被刺“默默”，对于白居易的仗义执言却相当“痛愤”。

权贵们的中伤，使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其实无论白居易怎么争辩，都不会有什么用，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越职言事”的举动已经让自己掉入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中，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牺牲品。

但有些人品质的高贵之处就在于，明知道前面有千万人阻拦，甚至自己有可能会因此牺牲，但还是会为了心中的理想与正义一如既往。

“虽千万人，吾往矣。”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无所畏惧。

那时的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个一身是胆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