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郑时安从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山村，随家迁居到XJ，就在这得仁山东面30多公里一个叫锡伯渡的兵团连队安家落户。

在郑时安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跑江湖”去了，从知晓1+1=2到初中快毕业，从懵懂童稚到青春少年，对父亲的认识和记忆就是那些不定期的信件和二三十不等的汇款单。虽然见面次数少，但父亲伟岸的形象始终印刻在郑时安的脑海中，即使要承担与年龄不相符的挑水、挑粪这样的重活，即使肩膀会被磨出血泡，郑时安依然想不起埋怨父亲。

山村的孩子，谁不早早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呢？况且父亲寄回的钱，相比那攒了十几天的十个鸡蛋鸭蛋、需要走十几里山路才能拿到集市换回的一两块钱，已是巨款，每学期5元钱的学费，只有靠父亲寄回的钱解决。并且每当播种、收获季节，父亲可能还会赶回来，带回来稀罕的糖果、饼干，并用他硬茬茬的胡须使劲摩擦郑时安的小脸，直到他忍受不住痛痒而告饶。

那时郑时安还太小，不懂“跑江湖”是什么，其实那是逼不得已外出讨生。在那个小山村里，世世代代守着祖房、日日夜夜伴着祖坟才是正道，只有那些犯了事的“二流子”或者被族人鄙弃而难以立足的，才会去“跑江湖”，相当于四处要饭的“讨口子”，也就是乞丐——那是人们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努力，犹如山上的野物，生存没有任何保障、不会具有一丝尊严。

但郑时安从不认为父亲像“讨口子”，相反，他很崇拜父亲。

父亲是因为与邻家一点纠纷而被迫离开的，两家人就为了几棵竹子的归属问题而吵起来，并且动了手。结果那家人的女主一脚踹开父母卧室的篱笆墙，躺在上面不起来，说自己被打伤了，最后愣是让人抬到县医院住下不出来，以至于耗光了郑时安原本相对殷实的家境。

那时候，郑时安的父亲在村里、在生产队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是党员、是村里的民兵连长——郑时安经常偷偷把玩他那杆56式自动步枪。他还曾经到过别的县市、乡镇搞过社教，参加过一些著名的工程比如升钟水库的建设。他见多识广、能写会算，典型的能文能武，然而就因为这件事，不得不走上“跑江湖”之路，也让幼小的郑时安从此与父亲聚少离多。

父亲寄信或者寄钱的地方总是在变，一会湖南，一会江西，一会浙江，一会又到了哪哪哪。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信说自己在XJ落了脚，后来还把郑时安的哥哥叫了过去和他一起努力。

这年冬天，父亲写信，正式让全家人搬迁XJ。

郑时安的父亲在信中认定了这个地方才是他们以后的家园，并且描绘了美好的蓝图。素居乡村、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朴素地相信她的男人，毫不犹豫变卖了家产，带着一对儿女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找到他——他已经离开他们许多年，她不想再和他只有一张纸片的沟通，她也不能让孩子们活的像田里的泥鳅，况且，她无条件相信自己的男人，能够践行他的诺言，在那未知的远方为一家人拼出一片天地，为她搭建一个舒适的安乐窝，有几间宽敞的房子，窗户又大又亮，院子里还有一个鸡舍......

郑时安后来才慢慢知道父亲凌乱的“跑江湖”轨迹。他四处“跑江湖”很久后才漂泊到XJ，曾经上山伐过木、进山淘过金，给人帮过工、替人放过羊，但都没有积累——仅有的一点钱必须寄回家。后来父亲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一个同乡，两人最终落脚到了一个兵团连队，开始尝试种地。很快，父亲认为“有搞头”，于是他给家里写信，要全家搬迁和他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