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妈妈带着我，走进了桂花小学的门坎，开始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

我们的学校，是建于清末的龙氏宗祠，正门由巨大的石块砌成，有高大的石雕圆柱和门楣，只是门楣上颜体的“龙氏宗祠”四个大字，早已被破四旧的社员们换成了“桂花小学”，就在这样一个有着很多符号的祠堂里，两个大队四五十名孩子，开启了自己的启蒙之旅。

我们的课程，发了课本的有语文和算术，没发课本的有唱歌、图画和体育。

语文是最具时代色彩的一门，它既没有像民国时期那样讲《三字经》、《百家性》，也没有像弟妹们启蒙时那样学“上中下、人口手”，而是开学第一课就讲“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则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十个陌生的汉字，我的同学和同伴们，共同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对于刚刚开蒙的儿童来说，它们实在是既难懂，又难写;我倒是沾了母亲提前教育的光，早在开学的几个月，她就教我用树枝或者小木棒在泥地上学写这十个字，因此没有费多大的劲。

老师都是本地的农民，没有经过专门的拼音训练，说的本来就是本地土话，哪怕是一个一个字地咬着讲，只要走出我们那个小地方，外面人就很难听得懂。因此，我的同学们，一直都讲不好普通话。

写字和朗诵是我们语文老师的两大法宝，由于大家年龄还小，也由于当时的农民家庭很拮据，用来写字的工具五花八门，有用铅笔头的，有用小棍子削尖沾着墨水的，就是没有用钢笔的，那时用钢笔的人都是国家干部，如果有人穿着胸口有两个口袋的衣服、口袋里再插一支钢笔，那肯定是大干部，刚开蒙的小学生是绝对不可能用钢笔的。

至于朗诵，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喊岩鹰”，一般由老师领读，或者由某个同学代劳，其他的同学多半不会去看课本，就是跟着瞎念，用心一点的，或许还能分辨出读的到底是什么，只是该怎么写就不怎么去关注了;偷懒的一群呢，可能连读的是什么都不管，只是张着嘴在那里充数。

算术还算中规中矩，从10个阿拉伯数字学起，慢慢地学加减乘除。要论它的时代特色，就是课程的名字，叫算术而不是数学，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读书也只是政府的关怀，不可能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只要懂得一些简单的计算能力就够了。而我们大多数的家长，送孩子去上学的最大希望，除了认得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认数、知数、算数，比如每年底生产队搞决算，这一年到底做了多少个工，得了多少工分，能算得到多少粮食和票证，需要一个懂加减乘除的亲人来分辨，要不就只能听任队里的干部说个数，到底对不对自己一点都没底。

唱歌，在老师的课程表上，它也许是叫音乐，但在我们这些同学的眼里，它根本就是唱歌啊。这门课一周只有一节，老师应该也没有受过专门的音乐教育，教的东西也只有一种，唱歌。那时候，还不能随便唱哪个歌，也没有什么流行歌、民族歌、摇滚歌之类，记得我们整个一年级，就只教了一支歌:“东方红，太阳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