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煦仁元年）九月，诏：知贡举及发解试官，更不得乞上殿及进呈题目。并令门辞，差官伴入院宿。”

——《景史·宣宗一》

煦仁元年九月，婺州海安。

从余渚至海安大约有半日的行程，冠之和伯峨走得早些，去提前熟识环境。周澍和母亲拜别，上了很久没坐的平板车，惦记着不日就要举行的解试。在启常先生那处姑且算是学了几个月，除了一开始的风波以外，同窗也相对和睦。母亲托人告诉他，家中一切安好，几个伯舅都得了好收成，他还新添了一个表弟，他母亲也受了不少亲戚的接济，给他寄去几件冬天里能穿的棉衣。看起来像是拆了他小时候的衣裳拼起来的，但能御寒，针脚也体面，就足够了。

启常先生相当器重他的文章，只是常说他文辞太尖利，恐怕会惹得一些考官不喜。周澍表明上答应下来，只是觉得前朝正是盛行这种尸位素餐，不做不错的风气，才会害的人手冗余，事多芜杂，背地里行外甥打灯笼——照旧的文风。启常先生也惜才，恐强压下来要折了他的文气，到后面口头上唠叨两句就算数。银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如今自己种菜打发闲时，知道他家境不好，总让他带几根萝卜、一把芥菜或者一茎黄瓜回去加加餐，周澍自然是感激不尽。只是第一次接过去的时候，先生冷不丁地说了一句“未足与议也”，周澍反应了半天才明白这是在考上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被当头敲了一戒尺，罚抄也少不了，惹得他相当无奈。

三个月的相处下来，几位同窗的习性他大致了解。顺着“旧邻”的情分，他和沈，李二人素日里来往的密一些，或是月下吟赋作对，或是花前把酒言欢，只是仍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钱，怕到时要找借口问母亲要。沈伯峨是沈家的独生儿子，他父亲在朝廷里做京官，他也希望能承家业。只是先天身体不好，几个弟弟都夭折了，才思像暴雨时被堵住的沟渠一般滞涩，纵是看再多的书，先生也只是摇摇头。他去年名落孙山，今年据说家里下了血本，才让启常先生答应收下来。恐怕还是因为沈氏淳厚，在乡里的名声也清白，要不然千金万两也是断断送不进的。相对而言，李冠之就有天赋些。冠之是家里的老二，长兄有为，和他还有伯峨不一样，没有家庭负担。平日里闲散自在，虽说没什么斗鸡的纨绔恶习，但也没什么异常上进的动力，吟的是小谢“山水含清晖”，推重的是五柳先生归去来兮。

那种生活，问周澍向往吗？每每读到，心中未免有所触动，只是现实仍直愣愣地摆在眼前。离了私塾，在其他乡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可怜见的没了父亲的孤儿，是家境窘迫的无名学生，是有那么半些个写字功夫的文化人，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总有一日，他常常想，整个婺州，甚至整个国家终将知道他的名字。先贤说的三不朽，如今他空长二十年岁，再蹉跎自己，怕是要步他父亲的后尘，令母亲蒙羞。

周澍受着一路颠簸。他是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虽然做的家务很少，但真到要紧关头，上山挖菜打猪草的事情也不是没干过，但车轮碾在并不平坦的道路上发出的枯燥声音，被驴踢开的碎石子噼啪乱响，有时还会突然溅到他脸上，都让人感到疲惫。因为是家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他二舅自告奋勇的来送他，寒暄两句之后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有无边的沉默。周澍扶着车身，这平板车是几个亲戚互相借着赶集的，刚载过收好的白菜，因而几片烂了的菜叶还粘在底板上，给他的衣服都惹了一身味道。

他盯着手上快被他捏烂的那一封信，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