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前223年），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金文中为嬭姓）、熊氏（金文中为酓氏）。周成王时期（一说即前1042年～1021年），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立国之初，在鄀国盗牛祭祀一事，说明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经过几百年发展，楚国在春秋时楚成王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不断兼并周边各小诸侯国，周天子赐胙，命楚国镇守中南。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楚怀王时期攻越国，尽得越国故吴地，越国因此而分崩离析。但因为怀王用人不当以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正式灭亡。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与中原联系日益密切，开始了“融入华夏”的进程，这一进程恰可与“禹征三苗”传说相印证。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1934年，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范文澜认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根据徐旭生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着居民。
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着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楚民族是一个崇火尚赤的民族，因此楚人有着浓重的太阳崇拜情结，他们把自己的始祖神多归于太阳神。《史记·楚世家》云：“楚之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中说黄帝和颛顼是祖孙关系，颛顼和帝喾是父子关系，司马迁毫无批判地继承了这些说法。高阳是颛顼的号，高阳就是太阳神。楚族出自颛顼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则应是季连。
楚先民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战国楚帛书提到的雹戏，就是对雷电化生万物的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对日、月的崇拜，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当先民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长盛不衰，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话，恰是楚之先祖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结果。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高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
由于楚人把凤视为祝融的化身，故凤的本领神通广大，赋予人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楚地出土的文物，凤的图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等。
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并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臣属于周。《史记·楚世家》 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一个弱小的群体，活不下去，它要归依一个大族。[91]《史记·楚世家》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公元前1042-1021年在位）“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楚人在立国之初鄀国盗牛祭祀一事，与周代典籍《国语》记载的“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相互佐证了芈楚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在这之后，熊绎带领国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在岐阳会盟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首领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
楚国建国之初，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到周昭王时期（约前1000年），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南部开始不安分起来，又毗邻鄂国和曾国东产铜区，有优越的自然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商代开辟的南方铜路，到周初又分封汉阳众多同姓诸侯国如曾国、郧国、息国等加以保护，使源源不断的铜料运到王室的手工业基地。势力壮大起来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必然要和周朝分封诸侯国争夺铜料，这可从后来周宣王赏赐给晋国的楚公逆钟铭文得到印证。
西周中期，在江汉地区以南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开始叛乱，昭王十六年，周昭王一怒之下，以曾国、邓国和鄂国等诸侯国为先锋，率领大军，渡汉水，跨过长江南征，取得了一系列战果，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虎方、荆楚、扬粤等地，经由唐（今随州）、厉、曾、夔（今秭归），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周昭王十九年，昭王第三次亲率六师南征，当时的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的二十六邦国均来朝见。
周昭王取得南征胜利。凯旋回师渡汉水时，因携带俘获的大量青铜，导致桥梁垮塌，坠入水中，死于汉水之滨。这就是所谓的“昭王南征而不复”。
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趁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楚国听从周天子号令，与其诸侯国一起出兵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周夷王时，各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而楚君熊渠在江汉一带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
《楚居》简记载的楚君，明确叫王的有如武王、文王、成王等共13位，第一个称“王”始于楚武王；文献记载熊渠开始称王，后又畏于周厉王“伐楚”自去“王”号，而出土的熊渠戈，其上铭文“楚公家”，可见熊渠称“公”而不敢称“王”符合史实。时代可至西周早中期的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楚季编钟上“公”铭文，以及西周晚期的“楚公逆”（即文献记载的熊鄂）钟，均可证西周时期楚国尚未自称“王”。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桓王时，熊通不满自己爵小，以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通过汉阳诸姬向周天子讨要更高级的爵位。遭拒后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谥武）。
西周末，周宣王时期，任命元老重臣方叔为将，率领大军，兵车三千征伐楚国，史称方叔伐楚，战事势如破竹，“执讯获丑”，多有擒获，战利品中包括楚国宗庙青铜重器“俘金”。西周时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仅有8件楚公逆钟，是楚国国君祭祀先祖的宗庙重器，被周宣王转赐给晋穆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