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随着单位，他们家又搬迁到了条件好得多的城市郊区，各家都有了两间崭新的砖瓦房，不再分散住在山上山下的帐篷或者活动房屋里。职工们都走了，继续到深山里去架铁路，家属总算固定下来，却没有了单位上的临时工可做了，都在家里操持家务，每月盼着从工地上回来的解放车，带回米面，带回菲薄的家用钱。

在城市的边缘，很多新鲜事物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长期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允许私有制的出现，也就是最早的个体户经济。妈妈早已经干不成临时工了，象所有的家属一样在家操持家务。

看到别人出去贩卖服装开始有了收入，妈妈毅然卖掉了家里的五斗橱，又借了一百块钱，干起了服装生意。当时借一百块钱可是一笔大数目，连魏启明和弟弟都替妈妈发愁这笔债务，每天晚上看着妈妈把成捆的布剪裁成裤子，再踩着缝纫机辛劳的忙活，他和弟弟就帮妈妈干些缝扣眼、钉扣子等力所能及的活。

随后妈妈证明她的选择是对的，那一年他们家成为那个有百来户人家的家属院最早的、为数不多的拥有黑白电视和洗衣机的家庭之一。

随后的几年，他们家全体人员，一共四口，在大年三十晚上紧闭房门，挨个数钞票的情景成为他一生无法泯灭的记忆。一万块钱竟有那么厚厚的一摞，妈妈和爸爸很多次嘱咐他们，不许对别人说家里有多少钱。确实也有一些大爷大妈们截住魏启明和弟弟打听过。

他的小学在快乐中迅速的结束，上了初中他又有了烦恼。尽管妈妈每天给他五毛钱在远离家的子弟中学吃午饭，尽管他的零花钱让其他伙伴羡慕，魏启明还是发现从小在山沟长大的他，和那些城里长大的孩子比起来显得土气，而且有些官宦子弟也要比他有钱。他们的家长都是体体面面的正式职工，不象他的妈妈那样在街边摆摊，被人呼来喝去。

那时单位职工有一个发财的新门路，就是出国工作，很多同学的父母，有关系的普通职工，到沙特、伊拉克等国家熬两、三年，就为家里带回十八寸的彩电、双开门的冰箱，双卡的录音机等时髦电器。但他的爸爸没有关系，只能老老实实的挣一份单位的工资，没有任何外快。

魏启明因为家长的身份开始变得自卑，开始了解到什么叫虚荣心，他拼命追赶时代的步伐，把零花钱用在了吃饭以外，学会了抽烟、喝酒、和女孩子跳舞，结交一些不上学成天瞎混的小地痞，为每一次的出人意表自鸣得意，但他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卑始终占据着上风，并成为他对自己始终没有自信的根源。

庆幸的是，尽管他自卑，追求一些那个年月时髦的东西，他始终没有放松学习的劲头，他知道只有学好功课，将来起码考上中专，才能为自己找条出路，否则就得去妈妈的摊上帮忙，每天和一嘴醋味的山西老乡打交道。

魏启明对于那些时髦仅仅停留在了解的程度上，并没有沉溺其中，不妨碍他每学期还是拿回一张奖状。学习始终是他第一的任务，也只有努力的学习并取得好的成绩，才可以让他真正感到骄傲和自豪，比别人高上一等，并最终考上大学。

现在他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再不是受人呵护的小孩子了，以后的生活才真正的要他自己去开创了。以为生命完全由自己把握，踌躇满志的魏启明，在现实的面前，才发现自己如此脆弱，脆弱得不堪一击。离开家的时候，他豪言壮语的对妈妈说再不要家里养活了，要绝对自力更生！兜里揣着两百块钱来到洛南，这就是他的资本了。

第二天，魏启明没有再去李非家吃饭的打算，而是在招待所睡到中午，起来之后，自己来到外面的地摊上解决。

在工厂家属区两边的道路上，分布着很多小商贩摊档，基本都是附近的农民，有卖菜的，卖日常用品的，最多的，就是卖小吃的。

一架三轮车上架着案板，前面的空地上摆个蜂窝煤炉子，锅里一直烧着鸡汤，旁边摆几个折叠桌，桌旁摆几把塑料小凳子，一个小吃摊就可以做生意了。

因为离市区比较远，厂子好象一个单独的小社会，什么电影院、运动场、饭店、招待所、澡塘等等，都是厂里自建的。

附近的农村人找到了发财致富的地方，于是成帮结对的涌进工厂。没钱的就当临时工，工资也比在田里辛苦一年强太多了。本来就有点钱的，纷纷当起了小老板，卖小吃，开饭馆，反正厂里总共有近万人口，消费能力足够他们撑起一份生意。

他晚上睡得不好，没什么胃口，看到翻着油花的鸡汤，一点食欲也没有。鸡汤是用来做米线的：米线已经用凉水泡软了，有客人的时候把一把洁白的米线放进热水烫一下，然后捞出来放进碗里，撒上葱花、五香粉等调料，浇上鸡汤，就可以吃了，味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