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史官们，在记述大唐承业二十一年所发生的“西域之乱”时，往往习惯将“库风攻防战”作为整个事件的起始点。

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大唐和突厥的多位重要人物，当时都牵扯其中。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这场波及了整个丝绸之路和广阔中原、前后持续长达七年的“西域之乱”，从承业十八年便已开始在暗中酝酿。

而真正的爆发，则是以楼兰、疏勒两国的举旗叛变为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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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平定天下之后，推行大一统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对四方归服的番邦属国，始终主张采取“恩威并施，胡汉融合”的政策。

面对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西域地区，大唐设置都护府，快速恢复自西汉以来的丝绸商路，以安定域外、繁荣经济。

丝路沿线各国均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而大唐朝廷只派遣保护商路安全的都护府军，并不干涉各藩国的王廷内政。

如此一来，即保证了唐朝在西域的主权利益，又能与各国各族和平相处。

不过世间万物都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唐朝廷、都护府军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都护府军虽然不干涉藩国内政，但毕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存在，任何当地的政治势力都不可能完全忽视他的作用和力量。

长期驻扎，也使得大唐朝廷的意志，可以通过都护府军辐射到西域的各个阶层。

慢慢的，西域当地汉人的社会地位渐渐升高。无论是外派的官员，还是经商的富贾，抑或是都护府的将官，逐步变成这片辽阔大地上新崛起的贵族势力。

他们掌握着特殊的权利，把控着各种资源，也不断结交西域各族首领，有时甚至可以影响某些藩国的王廷决策。

这样的变化，给当地传统的贵族势力造成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也让西域普通的百姓感觉到，他们头上又凭空多了一群外来的奴隶主老爷，越发作威作福，实在可恶至极。

尽管在这期间，大唐朝廷因为几次内部纷乱，有时会降低对西域的管控力度。但是，因为缺少能够真正挑战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军事力量，西域当地的贵族势力也始终难以摆脱日益严重的政治压力。

直到突厥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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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正是突厥人。

那个时候的突厥如日中天，即便是分裂为东西两部，仍然强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据传说，每当太阳升起，从第一缕阳光照到突厥疆域最东端开始算起，要经过整整两个时辰，最西端的地方才能看见旭日的光亮。

突厥铁骑横扫大漠草原，几乎所向披靡。

强大的实力，往往也必然伴随着肆无忌惮的骄横。

突厥统治者从来没有把西域各族当作“人”来看，他们的概念里，这就是一群可以恣意践踏的奴隶牲口。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域各族民众的命运究竟有多么悲惨，就不难想象了。

所以，当太宗皇帝麾下的精兵猛将西出阳关、玉门关，讨伐突厥之时，在西域百姓眼里看到的，是拯救者的英姿。

大家举着鲜花水果、美酒佳酿，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大唐正义之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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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当初的拯救者却又慢慢变成了统治者。

他们开始填补、挤占突厥人退却时留下的权力空间。其所作所为，似乎与前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至少，在一些心怀不满的西域旧贵族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于是，他们又开始怀念起之前的主子。因为时间的力量太过强大，强大到可以把久远的仇恨冲刷的很淡很淡。

西域一些番邦频频在私下里联络勾结突厥，谋划着有朝一日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推翻大唐的控制。

而这其中的代表，正是楼兰和疏勒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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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很有意思，他们痛恨大唐，但更加痛恨周围的邻居。因为大多数的西域王廷，并不像他们那样，强烈反对唐朝的领导。

客观的说，与突厥统治相比，至少在大唐朝廷和都护府统领这个层面，还是对西域各国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尊重与爱护的。

毕竟先帝定下的国策就是如此，大家也相安无事的交往了上百年。除了少数骑在西域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害群之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刀兵相见、水火不容。

这种和平的心理，常常惹起楼兰疏勒的极度不满。

人都是这样，当他想打破某种常规的时候，他最讨厌、最见不得，并不是常规本身，而是那些仍旧遵守常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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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承业二十一年新春之际，压抑许久的楼兰和疏勒，终于在突厥人的许诺支持下，举起叛唐的大旗，向着整个西域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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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军事家在回顾这段尘封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叛乱爆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