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始对陆家下手了。”
沈淮把信封从她手里抽走，翻过来看了看封口的胶水痕迹。 “胶水是文具店里常见的那种，白色瓶装，镇上供销社和县城百货都有卖，查不出来源。” “不用查胶水，查打字机。” 糖糖把手插回衣兜里，摸到那颗没吃完的薄荷糖。 “礁石湾方圆二十里，有打字机的地方不超过五个，镇政府一台，邮局一台，水产收购站一台，县公安一台，还有一台在孙氏水产的办事处。” “你连这个都数过？” “三哥去年帮饭馆打合同的时候抱怨过，说全镇只有两台打字机能用，排队排了三天。（?机少人多?）” 沈淮把信封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 “明天我让人去查各台打字机的字模磨损，每台机器打出来的字间距和墨迹浓淡都不一样，比对一下就知道是哪台出来的。” “不急。” 糖糖往院子里走，脚踩在石板上的声音很轻。 “他说陆家不干净，那就让他把脏东西翻出来，翻出来的东西要是真的，我们自己擦干净，要是假的，正好拿来堵他的嘴。” 沈淮跟在后面，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陆建国出海回来的时候，船舱里除了半筐黄花鱼，还多了一个牛皮纸包。 纸包是塞在码头系缆桩底下的，用油布裹了两层，防水做得很仔细。 他把纸包拎到堂屋桌上拆开，里面掉出来三页纸。 纸页发黄，边角卷曲，上面是手写的数字和人名，墨水褪成了浅褐色，像是从什么旧本子上撕下来的。 陆建民接过去看了一眼，脸色沉下来。 “这是村里的旧账。” “什么账？” “工分结算和救济款发放，年份是八一年到八三年。” 二哥凑过来，手指点着第二页中间的一行数字。 “这笔，救济款四十七块，发放对象写的是陆德明遗属，也就是我们家，可我怎么不记得收过这笔钱？” “因为你那年才十二岁，钱不经你的手。” 陆建民把三页纸摊平，逐行核对。 “八一年冬季救济款，陆德明遗属应领四十七块，实领栏是空的，备注栏写了一个字，转。” “转给谁了？” “没写。” 糖糖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凉白开，看见桌上的旧账页站住了。 “这是跟匿名信一起来的？” “不是一起来的，信是昨晚塞到邮局的，账页是今早塞到码头缆桩底下的。” “两个地方，两种方式，但同一个人。” “你怎么确定是同一个人？” 糖糖把杯子放到桌边，弯腰闻了闻油布。 “桐油味，昨晚那封信的封口胶水底下也有一层桐油渍，普通文具店的胶水不会沾桐油，除非封信的人手上本来就有。” 二哥的鼻子凑过去嗅了嗅。 “码头干活的人手上都有桐油味，这不等于没线索吗？（?油满码头?）” “不一样，信封上的桐油渍在右下角，是拇指按压的位置，说明这个人惯用右手，而且手指粗短，按出来的印子比一般人宽。” 沈淮从院门外走进来，听到最后一句。 “码头工人里惯用右手且手指粗短的，至少有二十个。” “但同时能接触到打字机和村里旧账本的，不会超过三个。” 糖糖的目光落在账页最下面的一行小字上，那行字写的是经手人，名字被人用墨水涂掉了，但涂得不彻底，透过光能看见最后一个笔画。 竖弯钩。 “三哥，村里八十年代管账的人是谁？” 陆建民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村会计老孙头，但他八七年就退了，之后是周海生兼的。” “周海生。” 糖糖把账页翻过来。 “让村长来看看这几页纸。” 周海生到的时候天还没过午，他骑着那辆掉了挡泥板的旧自行车，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小腿上沾着鱼塘的泥。 进门先喝了半碗水，碗放下才看见桌上摊着的账页。 水碗差点从手里滑出去。 “这，这东西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有人送到码头的。” 陆建国靠在门框上，两条胳膊交叉抱在胸前。 “村长，你认识这几页纸？” 周海生的喉结上下滚了两回，伸手去翻第二页，手指头在纸边缘蹭了好几下才捏住。 “这是八一年的村账，老孙头记的，他退了以后账本交给我，我锁在村委的铁柜子里。” “铁柜子的钥匙谁有？” “就我一把，备用钥匙在镇上民政所存着。” “那这几页是怎么从铁柜子里跑出来的？” 周海生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 “去年夏天发大水，村委的屋顶漏了，我把柜子搬到大伯家暂放过半个月，后来修好了才搬回去，搬回去的时候我清点过，账本数量对得上，但有没有被撕过页我没细看。” 二哥的算盘在膝盖上拨了一声。 “放在大伯家半个月，谁都能翻。（?柜寄虎口?）” “我当时想着德厚好歹是族里长辈，不至于动公家的东西。” “他连烈属补助都敢截，翻个账本算什么。” 糖糖没有接二哥的话，手指点着账页上那个转字。 “村长，八一年的救济款，我们家那笔四十七块，到底转到哪儿去了？” 周海生的嘴唇动了两下，声音压得很低。 “这笔钱，当年是德厚代领的，他跟老孙头说你们家三个孩子太小，钱由他保管，等孩子大了再给。” “给了吗？” “我接手的时候问过一回，德厚说早就花在孩子们的口粮上了，我也就没再追。” 陆建国的胳膊从胸前放了下来。 “八一年冬天，我十六岁，建军十二岁，建民九岁，我们三个吃的是大伯家剩下的红薯皮拌糠，穿的是他家堂哥穿破的旧棉袄，四十七块钱花在哪儿了？” 周海生没有回答，脖子缩了缩。 糖糖把第三页翻出来。 “不只这一笔，八二年还有一笔烈属慰问金三十二块，八三年有一笔学杂费减免补贴十五块六，加上八一年的四十七块，总共九十四块六毛。” “八十年代初的九十四块六，够一家人吃大半年。” 陆建民的声音平得像在念报表。 “大哥十六岁辍学去出海，就是因为交不起五块钱的学费。” 屋里没人说话，只有院子里的鸡在啄食盆沿的声音。 周海生把账页推回桌面，站起来时膝盖磕了一下桌腿。 “建国，这件事我有责任，当年我该查清楚的。” “查清楚了也没用，那时候大伯是族里说了算的人，你查他，他反过来治你。” 陆建国的语气没有怒意，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但现在不一样了。” 糖糖把三页账纸收起来，叠好放进透明文件袋。 “村长，我大哥想开一次宗族会。” 周海生看了看陆建国，又看了看糖糖。 “开宗族会，你们是要跟大房算总账？” “不是算总账。” 陆建国从门框上直起身，左脸那道刀疤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出一条浅白的棱。 “是让他们把欠的东西还回来。（凸欠必还凸）” 周海生沉默了很久，把水碗端起来喝完最后一口。 “行，我去通知族老，后天祠堂见。” 他走到院门口时回了一下头。 “建国，你爹当年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三个儿子里你最像他，硬，但不记仇。” 陆建国没接这话，转身进了灶房。 锅铲碰锅底的声音响了两下，像是在炒什么，又像只是把锅架正了。 糖糖站在堂屋里，手指沿着文件袋的封口摸了一圈。 “三哥，后天之前，把大伯这些年从我们家拿走的东西列一份清单。” “我早就列了，从八零年到今年，一共四十三笔。” 陆建民从材料夹最底层抽出一本薄薄的手订本。 “第一笔是大哥退伍那年，大伯以办酒席为名拿走的六十块钱，最后一笔是去年中秋，二婶从饭馆后厨顺走的两条石斑鱼。” 二哥把算盘往桌上一搁。 “两条石斑鱼我记得，一斤半一条，当天的批发价是四块二，零售能卖六块五，她顺走的时候还说是替我们试味道。（￢试味归肚￢）” 方巧儿从灶房探出半个身子。 “你连鱼都记，你怎么不记你自己偷吃的那些？” “我吃的是自家的，她拿的是公账的，性质不一样。” 糖糖把手订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还有空行。 “后天祠堂上，这本账要念出来。” “每一笔？” “每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