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城在海南的日子本来过得挺顺。

三亚码头的冷链库运转正常，常虎管着海口那边的生意，王建国帮他把澄迈那块地拿下来了，新仓库的地基已经打了一半。他在三亚买了套海景公寓，阳台朝东，每天早上海平面那条金线从水里拱出来的时候，他靠在栏杆上喝一杯茶，茶是林晚寄的，铁观音，今年春天的新茶。

但那天早上不一样。

早上六点，杜城被电话吵醒了。他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显示是常虎。

他接起来：“虎叔？”

常虎的声音压得很低，不像他平时的嗓门：“城儿，出事了。”

杜城坐起来，被子滑到腰上。窗外的海是暗色的，天还没透亮：“什么事？”

“海口那边的冷库，昨晚被人砸了。门被撬开，里面的货全被泼了机油，三台压缩机被人用大锤砸烂了。工人有一个被打断了胳膊，现在在医院。”

杜城攥着手机，指节捏白了：“谁干的？”

“人没抓着。但砸库的人留了东西。”常虎停了一下，“在冷库门口的墙上，用红漆写了一行字——‘广州陈爷问海南王好。’”

杜城没说话。窗外的海面亮了一线，太阳要出来了，但他没在看海。他看着手机屏幕上常虎的名字，慢慢说：“我知道了。虎叔，被打的工人叫什么？”

“叫阿良。跟了咱们两年的老工人。”

“医药费我来出。另外再给他包五万，跟他说——这个仇我替他报。”

杜城挂了电话。他坐在床边，手机搁在膝盖上。窗外的太阳已经露出半个，海面变成了金红色。他坐了大概三分钟，然后站起来，去了客厅，从冰箱里拿了瓶矿泉水灌了几口，转身回了卧室，开始往行李箱里装衣服。

他装得很快。牛仔裤、黑T恤、一套换洗内衣、一双备用运动鞋。行李箱拉链拉上的时候，他又停下来，走进书房，打开抽屉，拿出一把匕首。

不锈钢的，刃长十二厘米，刀柄缠着黑胶带。他拿在手里掂了一下，揣进了行李箱夹层。

早上七点半，他给常虎打了第二个电话：“虎叔，帮我订一张今天去广州的机票。最早一班。”

常虎沉默了一下：“你一个人？”

“李二虎跟我一起去。其他人的先不动。”

“我跟你一块去。”

“你留在海南。家里的生意你盯着，那边的事我来摆平。”杜城把行李箱拎起来，“虎叔，广州那个人叫陈德彪，你帮我查他在广州什么路数。等我到了再联系。”

杜城到机场的时候，李二虎已经在候机厅等着了。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看到杜城过来，把烟从嘴上摘了塞进耳朵后面：“城哥，常虎给我打电话了。海口冷库让人砸了？”

“嗯。广州一个叫陈德彪的。”

“你查过他？”

“不用查。”杜城在自助机前打印登机牌，“他砸我的库，我就当面找他。当面问他为什么砸。问完再说。”

李二虎接过登机牌：“问完再说什么？”

杜城把登机牌夹进护照里：“问完再说打什么。”

两个小时后，飞机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杜城走出航站楼的时候，太阳正毒，地面烤得冒白气。他没有提前订酒店，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沙面。”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沙面哪个位置？”

“先到沙面。到了再说。”

车开了一个小时，从机场高速下来拐进老城区。路变窄了，两边全是骑楼，柱子一根一根支着二楼的外墙，像一排站着的老人。路边有人在剁肉饼，砧板咚咚响，声音从车窗缝里钻进来。有家铺子在放粤剧，咿咿呀呀的，一个女声扯着嗓子唱，调子拐了七八个弯。一个骑电动车的小哥从出租车旁边挤过去，车把上挂着一袋子活鱼，鱼尾巴还在甩，水珠子甩在出租车的玻璃上。

杜城坐在后座，看着窗外。他一句话没说。李二虎坐在他旁边，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自己的大腿面，敲得很轻。

车在沙面一条窄街边停了。杜城下车，站在路边环顾了一圈。这条街两边都是老楼，一楼是商铺，五金店、小卖部、一家关了门的杂货铺。杂货铺的铁皮卷帘门拉了一半下来，上面落了一层灰，灰尘厚得看不清底下的招牌颜色。

杜城站在杂货铺门口看了三秒钟。

然后他转身，朝码头的方向走过去。李二虎跟在后面，双肩包带勒在肩膀上，走得稳。

沙面码头不大，但停的船不少。渔船、货船、铁壳船，挤挤挨挨地靠在岸边，缆绳把铁桩子缠得密密麻麻。有人在卸货，一箱一箱的泡沫箱从船上搬到推车上，推车又被推走，码头上的人来来回回，像一群工蚁。

杜城站在码头入口处，没有往里走。他看了一会儿，目光落在东边那艘铁壳船上。船头插着一面红旗，褪色了，但还飘着。船旁边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穿着白色唐装的中年人正蹲在跳板边上，手里拿着一根烟。

杜城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常虎：“虎叔，是不是这个人？”

常虎回得很快：“是他。陈德彪。”

杜城把手机收进口袋。他没往里走。他站在码头入口处，看着那艘铁壳船，看着那个白唐装的中年人。他看了多久，大概一分多钟。然后他转身往回走。

李二虎跟上来：“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