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虎没有再追问。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扶着门框回头看了一眼：“你父亲要是还在，会支持你。”

杜城没有回答。等到常虎下楼的脚步声也消失了，他才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已经暗下来的天色。有几盏路灯亮了，把下面那条街道照成一片暖黄色，偶尔有行人拖着斜长的影子经过，像一枚被剪下的轮廓。

几个月后，杜城搬到了海边的一栋小别墅。

房子不大，两层，白色的外墙，蓝色的窗框，院子里种着几棵三角梅和一棵高大的椰子树。离海不到两百米，站在门口就能听到海浪的声音。他第一次来看这栋房子的时候，站在院子里听了很久，像是在确认那阵海声不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像是想要确认一个可以长久安放自己的位置。

搬进去的那天，杜城只带了几样东西——一个旧皮箱，装着几件衣服和父亲的笔记本。一把刀，刀柄上刻着一个“杜”字，搁在客厅的窗台上。还有一只白瓷茶杯，林晚送的那只，杯壁上画着一小枝绿色植物。

他没有再往屋里添置太多东西。客厅里摆着一张木桌、两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放着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父亲生前常看的旧书。窗户开着，海风从窗口灌进来，带着咸味和远处渔船的柴油气息。他泡了一杯茶，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像是终于可以不用再赶路了。

日子开始变得很慢。有时候他坐在院子里看海，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有时候他在门口钓鱼，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没有刻意回避什么，只是不再主动去找什么。

偶尔会有人来找他。常虎隔一两周会来一次，带着一壶新茶，坐在院子里喝一会儿，聊一些港口和码头的近况。周海偶尔会发来几条消息，汇报冷链网络的新进展。刘玉柱每月会传一份财务简报，内容简短，只列大数，不写细节。他像是知道杜城不想再被琐事填满。

有一天傍晚，有人来找他“评理”。是一个在海南做水产的中年人，听人说起杜城住在这里，特意从海口开车过来，说是跟合伙人闹了纠纷，谁都不肯让步，想让杜城“说句话”。

杜城当时正在院子里修剪一棵三角梅的枝条，听到来意之后，他没有放下手里的剪刀，只是侧过头来看了那人一眼。“你们的事我不了解。你们该走的程序走完，该签的协议签好。按照生意场上定下来的规矩来办，不要拖。”

那人站在原地，张了张嘴，像是还想说什么。杜城把剪刀换了一只手，目光重新落回那株三角梅上，声音不高不低：“按规矩办，比听我的话重要。”

那人站了一会儿，像是想通了什么，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他的车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才发动，像是在确认自己的选择，然后沿着来时的路缓缓开走了，车灯在渐暗的光线中划出两道温和的弧线。杜城一直没有抬头。

风从海面上吹过来，那些还未剪完的枝条轻轻晃动了一下，像是还在等他继续。

杜城没有再修剪，只是放下了那把剪刀，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听着远处海浪一层层涌上来又退回去的声音，那是海边每个傍晚都会响起的序曲，没有人指挥，却从未中断。

他重新拿起那把剪刀，把最后几根斜枝修剪干净，然后转身进了屋，把那扇半掩着的门留了一道缝，刚好够晚风穿堂而过，在屋里绕一圈，再从另一边的窗户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