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头发现不对劲，是第五天的事。

那天早上，他照例七点起床，下楼准备吃早饭。楼下茶室的桌子上摆着一锅白粥，几碟小菜，是平时最早起来那个叫阿强的年轻人做的。但今天阿强不在，厨房的锅灶是冷的，锅盖掀开，粥是前天剩下的，表面结了一层膜。他皱了皱眉，把锅盖扔回灶上，环顾了一圈茶室——平时这个点应该有七八个人坐在桌边吃早饭、抽烟、聊天，现在只有两个人，缩在角落里，一个在玩手机，一个在发呆。

铁头走进厨房，拿了两个冷馒头，倒了一杯开水，坐在桌边开始吃。馒头很硬，嚼起来像啃石头，他没有抱怨，一口一口地嚼碎了咽下去。吃到一半的时候，玩手机的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刷。铁头咽下最后一口馒头，擦了擦手，开口问了一句：“阿强呢？”

玩手机的那个人抬起头。“走了。昨天晚上走的。”

“去哪儿了？”

“没说。收拾了一个包，说家里有事，就走了。”

铁头没有表情。他又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下。“还有谁走了？”

那人停了一下，像是在数。“阿强、阿东、老魏、小东北，昨天晚上陆陆续续走了四个。今天早上小高也没起来，我去他房间看了，行李不在了。”

铁头的手在桌上停留了一瞬，没有用力，只是安静地搁在那里。他低头看着桌面，桌面是木纹贴皮的，有一道划痕，从桌角一直延伸到中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他看了几秒，站起来，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传来的车辆声和鸟鸣。他坐在床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翻开，用圆珠笔在最后一页写了一个名字，又慢慢画了一个圈。然后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

当天下午，又走了两个人。没有告别，没有理由，只是走了。行李也没拿多少，一个人背了一个双肩包，另一个人连包都没带，穿了一件外套就走了。剩下的人站在窗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在街角消失，没有人说话。到了晚上，龙兴堂里只剩下不到十个人了——铁头加上九个还在观望的年轻人。

他们晚上坐在一楼茶室里，没有人烧水泡茶，也没有人说话。铁头坐在最中间的那把椅子上，手里攥着一个打火机，反复地打开、关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年轻人憋不住了，站起来，声音带着试探：“铁头哥，咱们还撑吗？”

铁头放下打火机，抬头看了他一眼。“你想走？”

年轻人愣了一下，连忙摇头。“不是……我就是问问。”

铁头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重，但那年轻人还是缩了一下。“不想走就留下。想走我也不拦你。路是自己选的，我不替任何人选。”

年轻人没有再说话，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两天之后，龙兴堂名存实亡。铁头身边只剩下三个人——两个从东北带来的老兄弟，一个是当初跟着他在哈尔滨做建材生意的，一个是退伍兵出身，话不多，但靠得住。还有一个人是杜城派去的。

杜城派去的那个人，是李二虎从东北老乡里找来的，以前在绥芬河做过边贸，跟韩东认识。杜城让他以“找工作”的名义混进龙兴堂，干了几天杂活，摸清楚了铁头手底下哪些人只是混口饭吃，哪些人是真心跟着铁头干的。然后他把铁头从哈尔滨带来的那二十多个人里，那些“只是混口饭吃”的人逐个联系了一遍，给了他们两条路——离开海南，或者来杜城的公司上班。他在海南给这些人准备了比铁头那里更稳定的工作，正规合同、五险一金、工资按月发，不拖欠、不压钱。走的时候还每人给了两千块路费。

有人借了他的钱，直接买了回东北的火车票。有人觉得跟着铁头没前途，转投杜城公司做了仓库搬运工。真正留在铁头身边的，只有那两个人。

消息传到杜城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常居茶楼的二楼看着街对面那栋暗红色的楼。大门紧闭，招牌还在，但门口的台阶上已经没有人了，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