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义珍是在第二份材料提交后的第十一天，主动要求谈具体回国安排。
不是订票。 也没有给日期。 律师发来的正式函写得非常谨慎： “本人已连续提交两批事实说明，并愿继续依法补充。现希望就本人自愿回国配合的具体接收机关、律师依法介入方式、家属依法通知、随身材料移交以及途中正常安全衔接进行正式沟通。本人尚未确定最终行程，以上询问不构成对具体法律处理结果的条件。” 田国富看完第一句：“这回开始谈接人了。” 沙瑞金直接问：“谁接？” 追逃工作口报了现有法定安排。 公安负责依法接收和相关追逃手续衔接。 检察机关根据后续案件和说明情况依法介入。 纪委只对涉及党员干部和违纪线索的部分按权限办理。 律师可以依法参与该参与的程序，家属通知按法定要求进行。 没有谁提出“先让他把所有材料交完再回来”。 田国富反而说：“人回来以后再问，比隔着律师一页页猜强。” 高育良也同意。 接收安排说完以后，祁把前面已经形成的材料流转图推到桌子中间。 “这两批材料按原来的入口和分责走，没出问题。”他说，“但人真定日期以后，这张图还少最后一步。” 追逃工作口的人问：“哪一步？” “第一份报省委的综合情况。” 田国富看他：“前面不是已经定了原件统一、各家分别判断？” “定了。”祁说，“所以现在不是重定规矩。问题是现有流程只管材料怎么进、各机关怎么签，没写人回来以后第一份汇总件怎么出。这个口子空着，前面分开的判断最后还可能被一份总括重新揉到一起。” 季昌明问：“你准备怎么补？” “事实目录还是追逃口统一做，来源和核实状态沿用现表。公安、检察、纪委的阶段意见各自附后、各自签字。汇总件只列事实、出处和待核状态，不替三个系统合并定性。省委要谈政治影响，再在这些分责意见上谈。” 田国富说：“这样会多一道。” “比先写成一个总判断，再让三家回来拆省时间。”祁说。 沙瑞金看了那张流转图一眼：“按前面定的办法把这一格补上。结论分责，不等于谁都不形成判断。” 追逃工作口的人当场在流程图最后加了一栏：首份综合情况——事实目录统一，阶段意见分责附后。 这个执行缺口补上以后，会议才转到另一个分歧：要不要在丁义珍回来前先告诉他，第二批南湾材料已经查到赵瑞龙直接经济利益和地方沟通事实。 田国富想说一部分。 “让他知道我们不是拿了材料没动。他会更愿意继续交。” 季昌明不同意：“我们可以告诉他材料已经依法核验、需要继续说明。具体查到了谁、查到什么程度，没必要提前反馈。” 田国富说：“又不是给他看卷。” 祁同伟这次站季昌明。 “他决定回不回来，不能建立在我们告诉他某个人已经被查到哪一步上。” 田国富问：“为什么？” “因为那会变成谈价。” “他现在本来就在谈自己的风险。” “谈法律程序可以。拿别人调查进展换他回来，不行。” 沙瑞金最后采用了这个意见。 正式回复只确认具体程序和接收接口，并说明其已提交材料正在依法核验，回国后可以继续就本人亲历事实说明。没有写赵瑞龙。 也没有写何茂林。 函件发走以后，沙瑞金没有散会。 他看着祁：“南湾这条，你跟高小琴有没有需要回避的关系？” “没有直接项目关系。她公司过去跟赵瑞龙体系做过生意，这个早有披露。真查到具体合同，再按事项回避。” “好。” 田国富问：“赵瑞龙本人现在怎么定？” 季昌明说：“现阶段有直接经济利益、有项目地方沟通事实、有与丁义珍联系的旁证，足以继续作为重点核查对象。有没有涉嫌犯罪，等证据。” “干部线呢？” “丁义珍、当年行政决策人员分别核。不能因为赵瑞龙有利益，就把所有签字干部都写成帮他。” 田国富点头。 这一次没再争。 会散以后，祁回到政法委已经很晚。 许德平还在等一个地市回电话，看见他进门只问：“又是丁义珍？” “少猜。” 许德平真不问，拿着本子去了外间。 祁一个人坐下来，没有再猜丁义珍会按上一世的哪一步往下走。 他拿过便笺，没有写项目名字，只把白天会上补出的执行项记成三行： “原件入口：沿用。” “第一轮事实目录：补模板。” “各系统阶段意见：分别签字。” 他看了几秒，拿起电话把董建川叫回来。 “今晚不用做。”祁说，“明早你跟周铭川把丁真定日期以后的材料流转再过一遍。许德平只负责接口联系人。三种情况都准备：人先回来、第三批材料先到、日期又往后拖。” 董建川问：“要不要把可能涉及的人先列出来？” “不要。” “那我们准备什么？” “准备我们能控制的部分。”祁说，“谁先进哪道门，哪份原件谁保管，哪个机关自己的判断谁签字。证据内容让证据自己来。” 电话挂断以后，那张便笺留在桌角，没有撕。 最后一份普通文件是省信访局月度协调情况。邱振江跟两个省直厅局顶了半个月，只拿到一个部门明确认责，另一个还在扯。祁在政法委该协调的事项旁边写了“按职责继续”，没有给邱打电话。 丁义珍情况摘要压在最下面。 祁把它抽出来，和桌角那张三行便笺夹在一起，放进第二天晨会的文件夹。 另一边，侯亮平也知道了丁义珍开始谈具体回国安排。 材料组收到新的待核任务，要把前两批材料里“丁本人亲历、他人转述、独立固定、仍待核”重新整理，准备后续当面核对。 年轻检察官问：“这算不算要回来了？” “等人到再算。” “你一点不兴奋？” 侯亮平没有马上答。 丁义珍、赵瑞龙、那些他过去碰过又没能真正推进下去的线，一下全回到了桌面上。区别是这一次，谁先问、问到哪一步、材料往哪儿送，都不是他说了算。 他盯着任务单看了一会儿：“当面核对谁参加？” “还没定。” “组长呢？” “也没定。” 侯亮平点点头，把表格拉到面前。 年轻检察官笑：“我还以为你会去问季检。” “问什么？问为什么还没把我放前面？” “你不想？” 侯亮平抬头看了他一眼。 “想。” 他说得很快。 “可现在跑去问，只会把他们对我的老判断再证一遍。”侯亮平把事实表往自己这边拉，“先把这批做完。真要定当面核对的人，桌上总得先有一份谁离不开的东西。” 键盘响起来以后，他又停了一次，在任务单空白处写下四个字： “当面核对。” 写完，他把纸压到手边，没有去找任何人。 赵家知道丁义珍开始谈回国程序，比省委内部晚。 消息不是从办案口来的。 是那个境外中间人主动发给赵瑞龙一句：“老丁最近不再问钱，律师那边像是在办回国的事。” 赵瑞龙看到以后，第一反应还是想回电话。 手已经按到号码上。 他停住了。 父亲刚收走的不是一份担保。 是他过去能代表家里向外说话的资格。 如果这时候再联系丁义珍，三姐不会再替他压，赵立春也不会再把它当成一次冒进。 他最终没有拨。 只把消息转给三姐。 没有加一句自己的判断。 三姐回得很快： “收到。别联系。” 赵瑞龙看着四个字，半天没有回。 第二天，公司内部一项需要赵家共同企业确认的投资决策发到他办公室。 以前这种事，他跟合作方通个电话就能先定方向。 这一次，文件后面多了一栏： “涉及共同利益事项，请赵家指定代表会签。” 指定代表写的是三姐。 赵瑞龙把文件翻到最后，盯了很久。 秘书问：“还签吗？” “我的部分签。” “共同部分呢？” “送她。” 文件被拿走以后，他没有发火。 下午海城发展又来了一份正常项目文件，需要瑞丰确认下一年度商业运营预算。 赵瑞龙照样签。 自己的公司仍然是自己的。 可从这一天开始，外面再有人听他说“家里这边没问题”，就不能只凭他一句话算数。 与此同时，丁义珍的律师把国内回函放到他面前。 接收机关、律师参与、家属通知和材料移交都写得很清楚。 还是没有任何免责任承诺。 也没有告诉他南湾查到了谁。 丁义珍看完以后问：“如果我定日期呢？” 律师说：“那就按正式渠道报。” “他们查赵瑞龙查到哪一步，跟我回不回没有交换条件，对吧？” “正式回函里没有任何这种交换。” 丁义珍点了点头。 这反而让事情难了一点。 如果没有交换，他最后真回去，就得承认那是自己的决定，不是别人拿一个结果换来的。 “报完还能改？” “你当然可以改变决定。但每一次正式沟通都会留下记录。” 丁义珍沉默了很久。 桌边放着第三份还没有写完的项目时间表。 他没有先拿那张纸。 而是把护照和几份身份文件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到了律师面前。 “先帮我看，这些回去要带什么。” 律师没有问他是不是已经决定，只把护照翻到身份页。 “有效期够。其他材料我列给你。” 丁义珍嗯了一声。 桌边那张写到一半的第三份项目时间表还压在原处。 这一次，他先把护照留在了律师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