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些，监察部档案房。
那囊·拉杰第三次站在那排靠墙的木架前。档案房里光线很暗，只有靠窗一侧的天光斜照进来，落在那些积灰的卷宗脊背上。他伸手抽出那本寺庙田产登记簿，翻到之前折角的那一页，恰那寺附属田的备注依然划着那道浅痕，墨色比正文浅，像是被人犹豫着划掉的，又像是写完之后觉得不该留，却又不舍得完全抹去。
他没有把簿子带走，只从袖中取出一张薄纸，覆在那页上，用炭笔轻轻蹭了一遍。纸面上浮现出那道划痕的轮廓，底下隐约透出“恰那寺”三个字的残笔。他把纸折好收进袖中，将簿子放回原处。退出档案房时天色已经暗了，他踩着石阶往下走，靴底带起细碎的沙土。快到门口时，他瞥见廊柱侧边站着一个人，身形瘦长，袍角被风吹得贴住柱子，像一段正在往下褪色的旧漆皮。他没有停步，也没有转头，继续走下台阶，直到走出大门才慢慢呼出一口气。
那个人是勒·拉俄高噶。他站在廊柱侧边的阴影里，手里没有拿东西，也没有在看什么方向，就像一段贴在柱子上的旧漆皮，在风里站了很久。他没有叫住那囊·拉杰，也没有上前搭话，只是换了个姿势，把那截炭笔收进腰间的布袋里，然后沿着石阶往上走，像是要去别处翻另一批卷宗。
他们两人在档案房门口的这次交错，像两列马车在同一座桥上一东一西地擦肩而过。那囊·拉杰注意到勒·拉俄高噶腰间布袋的系法，那根皮绳打了一个特殊的结；勒·拉俄高噶也注意到那囊·拉杰袖口的褶皱里夹着一截露出的炭笔头。两人谁也没有停步，谁也没有回头。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那囊·拉杰知道对方也注意到了自己袖口里的端倪；勒·拉俄高噶知道那囊·拉杰看到了他腰间的结。这个结的样式只有监察部内部少数人会用，至于那截炭笔头的断口，正好和档案房里某一册田产簿的书脊缝隙契合，甚至连蹭下的灰痕都能对上。
三天后，西宁县。
扎西东坐在驿馆的屋里，面前摊着那张他熬夜整理的表。二十七个人名，对应的抚恤金数额、领取时间和地点，以及其中五笔在不同县份同一个月被领走的记录。他看着那五笔记录旁画下的一条线，那根线从西宁出发，跨过凉州、陇右，最后终止于逻些城外的一个地址——那间没有名字的寺庙，被同一根系连着的寺庙。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去一趟凉州，核对那笔抚恤金的领取人签名底簿。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不是驿卒，也不是巡官，那声音顿了一下，又响了两下，像是在等屋里的人先开口。
扎西东站起身，走到门边。“谁？”
门外顿了一瞬。“逻些来的。那囊大人托我带一件东西。”
扎西东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灰袍的中年人，脸上没有表情，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封，封口没有漆印，没有标记，只有一道折痕，像是一封信被人拆开又合上过。他接过牛皮纸封，没有当着那人的面打开，而是侧身让那人进来，等他走远后才关上门，在案前坐下，用小刀划开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纸，纸面很薄，像是从一本旧册子上撕下来的。纸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画了一个圈。圈的内侧有一个极小的黑点，像是谁用笔尖在原地顿了一下。扎西东盯着那个黑点看了很久，意识到那个黑点指的不是空间里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座门廊下被人反复踏过的一块砖。那块砖已经被人踩出了痕迹，一层墨迹叠着一层墨迹。他翻过纸的背面看了一眼，背面没有字，但在边角有一道很浅的压痕。他把纸对着窗外的光举起来，那道压痕是一行字，字迹极轻，像是用指甲在桌上垫着写的：“未证之物，不以纸载。”
扎西东坐在那里，过了很久才把纸折好，塞进靴筒里，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张表。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查凉州那笔抚恤金了，至少现在不能。那囊·拉杰在告诉他：有人在扫路，但你还不知道那些人走的是哪一条，所以先别迈步。
同一天傍晚，逻些，恰那寺。
寺庙不大，坐落在逻些城郊偏西的一片缓坡上，院墙灰扑扑的，墙根处埋着一截半露的旧石础，像是更早的什么建筑留下的边角。寺内没有僧人出入，供台上积了一层薄灰，香炉里的香灰已经很久没有倒过了。一个穿褐色僧袍的人从侧门走出来，手里拎着一把铜壶，往院角的枯树根上浇了些水。水渗进土里，像是一棵很多年没人照看的树被偶尔想起时，依然有人绕着它的根，浇一圈不深不浅的水。
这一天，恰那寺门口来了一辆马车。车上没有货物，只有一个人。那人戴着一顶宽沿旧毡帽，帽檐压得很低，下马车后没有直接进门，先在寺门前站了片刻，像是看着那座灰墙上的某个标记。他确认那标记没有被人改动过之后，才推门走了进去。院门在他身后合拢，没有锁，只是掩着，像是一扇随时可以被人从外面推开、又随时可以从里面拴上的门。
院门合拢之后，那辆马车沿着原路返回，消失在城郊的土道上。那袋被他取走的东西在车板上轻轻晃动，随着路面的坑洼一起一伏，像一片在风里快要断开却始终没有断开的蛛网。他的马车从恰那寺返回时没有绕路，径直穿过逻些城东市，在一间官办的驿站门前停了一阵，像是找人打听一件事，又像是路过时刚好放下什么人。
那囊·拉杰当晚收到一份简报，只有四个字：“线头在动。”他没有回复，也没有问是谁发来的。简报没有署名，没有印鉴，来源不明，但他知道这是某个人在外围替他看的某一条路。他把它放在案头，没有锁进柜子，任由它在夜风中微微卷起边角，然后合上眼皮，在黑暗里重新回想了一遍下午档案房里那道被划掉的备注。他重新回想了一遍那道浅痕的走向，每一个笔画都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写下的，没有一笔是多余的。他摸着那道浅痕的起笔处，发现那里微微凹陷，像是有人用指甲反复刮过，试图让那几个字在纸上消失得更彻底一些。而在那凹陷的正下方，正好对应着西宁县那笔军籍册上第三次出现被替换名字的日期。那日期不是巧合，是被人算好插进去的，插入的位置恰好能让整本册子在翻过这几页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开始意识到，军籍册、抚恤金、田产簿、庙产登记，这几件事并非各自独立，而是被同一根系连在一起的。那根系在地底下延伸了不知多远，每一根须都连着不同的账簿和案卷。他把手伸向桌角那叠纸页时，指尖刚好碰到一片正在发凉的余烬——是某个人在审阅密报后特意烧掉了一角，又把剩下的部分重新放回了原处。那半页残纸上还残存着某个寺庙的名字，墨迹已经淡得几乎看不清，但字迹的起笔处和西宁县那份抚恤登记簿上被替换后的签名完全一致，像是在同一根笔管里蘸过同一种墨，连笔锋的力道都毫无二致。而那根笔管，此刻正插在某个人腰间一个早已不起眼的笔筒里，就像一个普通的公务箱笼，和许多普通的公务箱笼一起排在廊柱下的阴影中。廊柱下的阴影很长，像一条沉睡的蛇，不易被察觉——就像那根笔管本身在满桌文具里也不易被察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