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

第三卷·归途

第五章 临清

老赵把那张纸重新地折好并且还放进了围裙的兜里面，弯腰夹饼。但心里的那个念头一直都没有散，就像是炉膛里的余烬，表面盖着一层灰，底下还红着，风一吹就又亮了起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阴的，云层压得很低，就好像是在酝酿着一场还没有决定好要不要下的雪。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冷，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冷，而是带着水汽的、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冷。远处屋顶上的乌鸦缩着脖子蹲在烟囱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像是一团被遗忘在瓦片上的旧棉絮。他往后喊了一声：“后面的稍等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然后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槐树另一边，掏出手机拨了那个姓吴的男人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通了。

“喂，赵哥？”姓吴的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带着一点山东口音的尾音，甚至就是和上次一样的稳。

“我是想要问你个事情——你爷爷当年在济南东门街买的那页手抄，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给他的？是什么人？”

电话的那头安静了一会儿，就好像是在回忆。然后那姓吴的男人开口说话了，只是声音比刚才慢了一些，就好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从记忆里往外掏：“我爷爷走之前跟我提到过，说是一个穿灰袍子的外国人。他不知道那个人是哪国的，但说是常年在济南、临清那一带走动，就好像是在做传教工作的。说是那人的中文很好，口音不重，就好像是已经在山东住了很多年了。”

老赵握着手机，站在那棵槐树的底下，脑子里的那根线开始往一个方向收拢了。临清——这个名字，如今已不是第一次的出现了。陆一鸣曾经也说过，那页纸上记载的闸口设计就在这临清的附近。现在姓吴的男人又说，那个传教士常年在临清一带活动。两条线索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临清，”老赵说，“你爷爷有没有提到过那个人离开济南之后去了哪儿？”

“没有。他只说那个人后来离开了山东，据说是去了南方——上海，或者是更远的地方。自那之后便就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消息了。”

挂了电话之后，老赵把手机放回围裙兜里，正准备弯腰继续翻饼，手机在兜里又震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是姓吴的男人发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边缘已经泛了黄，有些地方还有折痕，就像是被折叠过很多次了。照片上是一个穿灰袍子的外国人，站在了一座石桥上，个子很高，瘦瘦的，手里还拿着一个本子。他的脸看的不太清楚——照片的年代太久，曝光也不是很好，五官有了些模糊——但却是还能够看出来他正在望着那个镜头，嘴角似乎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他身后的河面上泛着细碎的光，柳树的枝条垂在水面的上方，便就和临清运河边的景象是一模一样。

老赵把照片放大，看着那个模糊的身影，看了很久。他试图从那个模糊的五官里辨认出一些什么——善意，或者疲惫，或者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但他什么都看不出来。照片太老了，那个人站得太远了。但他把照片翻过来的时候，看到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而流畅：“施先生在临清，摄于民国三十六年春。”

在民国的三十六年——也就是在1947年。那一年，这个姓施的传教士站在临清的桥上，让人拍下了这张照片。两年后，那页手抄出现在了济南东门街的书摊上。他不知道这两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他却是知道，这个人真实地存在过。于是，他把那照片保存了下来，然后把手机放回到了兜里，弯腰继续地翻饼。但那页纸的内容和那张照片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旋转着，就像是一个磨盘，一圈一圈地碾着他。

他决定下一步去临清。不是因为那边的风景更好，而是因为那页纸上记录的闸口技术就在那里，那册书里记载的内容描写的就是那条河上的具体设施。如果那册书曾经在临清流传过，如果那个传教士曾经在临清活动过，那么那里应该还留着一些线索——哪怕只是一些模糊的记忆，哪怕只是一些快要被风吹散的口述，也值得去一趟。

他把锅里的饼翻完，递给了最后那几个排队的人。最后一个顾客是一个中年女人，接过饼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赵哥，你今天好像有心事。”老赵愣了一下，然后就是笑了一下：“没有，就是有点累。”那个女人没有再问，拿着饼走了。

他蹲了下来，擦了擦炉膛口的灰，把用剩下来的面团用湿布盖好，把油盐瓶的盖子拧紧，把零钱数好放进了兜里。然后他站起身来，解下围裙叠好，放在了车斗里，推着车回了家。

母亲正在院子里叠晒干的床单。冬天的阳光没什么热度，但母亲还是把床单晒了一天，收下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干爽的、被风吹过的味道。她把床单抖开，对折，再对折，用手掌压平褶皱，叠成一个整齐的长方形。看见他推车进来，她停下手里的活，说了一句：“今天回来得早。”

“我想去一趟临清。”老赵把车停好，把案板卸下来靠在墙上。

“去几天？”

“不一定。到了再看。”

“那你去。”母亲低下头，继续叠手里的床单，声音平平的，像是在说“那你去买菜”一样平常，“面我给你留着，炭还有半袋。”

老赵没有接话。他站在院子里，看着母亲把叠好的床单放进竹篮里，动作不急不躁，和他记忆中几十年来一模一样。他转身进了屋，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塞进帆布包里。衣服不多，一件外套，一件毛衣，一条换洗的裤子，一双袜子。他把拉链拉好，又想了想，走到桌角，把那盏煤油灯拿起来，用旧布包好，也放了进去。想了想，又把那页复印件从围裙兜里掏出来，折好，放进帆布包的夹层里，拉好拉链，用手在包面上按了一下，确认它放好了。

第二天一早，老赵背起帆布包出了门。没有带太多东西，几件衣服、一盏灯、一叠纸——跟以前去北京差不多。母亲没有送他到门口，他走出院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母亲正在灶房里洗碗，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从窗户里传出来。他没有喊她，转身走了。

他坐上去济南的班车。车是那种老式中巴车，座椅的皮革已经磨得发亮，发动机的声音有些大，轰隆隆的，在空旷的公路上传得很远。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双手抱住。沿途的田野和村庄被冬日的薄雾笼罩着，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淡彩画——麦田是青灰色的，村庄是灰白色的，树是灰褐色的，所有的颜色都被雾气调淡了几个色号，看起来朦朦胧胧的，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在看。

到了济南，他没有停留，直接换乘了去临清的短途车。短途车比中巴车更旧，座椅上的海绵已经从破洞里露了出来，车窗关不严，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人脖子发凉。车上的人不多，几个拎着编织袋的中年人，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还有一个打瞌睡的老头。没有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风声在车厢里回荡。

临清不大。老城区不大，街道也不宽，两边的房子大多是老式的，青砖墙，灰瓦顶，有些墙面已经斑驳了，露出里面黄色的泥土。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各种招牌，有些是新做的，有些已经褪了色，被风吹雨打得字迹都看不清了。街上的人不多，偶尔有一辆电动车从身边驶过，铃铛响一下，然后又恢复了安静。

他在运河边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