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动词放在了一起，便就构成了一份完整的供状：他们知道真相，他们选择了隐瞒。而且他们把这句话写在了内部的报告上，存档，留底，让自己永远无法地抵赖。

老赵把那页纸翻了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又翻了回去，从头到尾看了第二遍，第三遍。他一共看了四遍，才把它放了下去。他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摊着那页纸，头顶上的灯和手边的煤油灯把纸面上的字照得是非常的分明。他没有激动，没有拍桌子，没有站起来走两圈。他就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了那里，就像是一块石头落在了河底，水流过它的时候，它不动。

然后他拿起来了手机，拍了那页纸的照片，发给了陆一鸣。消息发出去之后的六分钟，陆一鸣的电话打过来了。他没有寒暄，开门见山的说道：“原件在你的手上？”

“复印件。在巩义，我家里。”

陆一鸣沉默了几秒钟之后：“那张纸的抬头、编号、格式都对得上。尤其是右下角的那个红色的印章，是圣索伦公国内部的档案室的批注章。能够接触到这份文件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是谁给的？”

“不知道。”

陆一鸣说道，“但是从送的方式来看——翻墙、不署名、不接触——这个人不想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也知道你的住址和作息。”

老赵拿着手机，看了一眼窗外。院墙在夜色里沉默地站着，墙头上的那几片碎玻璃则是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他们内部有人不干了。”他说。

“不像是‘不干了’。”

陆一鸣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像是‘忍了很久，终于看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老赵没有接话。他则是把手机夹在了耳朵和肩膀之间，重新地拿起来了那页纸，又看了一遍那句话：“We knew. We chose not to speak.”——我们知道。我们装不知道。

“这东西，”

他说，“能发吗？”

“能。但时机很重要。”

陆一鸣说，“你发早了，他们还能辩解说是伪造。你发晚了，舆论热度就下去了，效果就会打折扣了。你要等一个节点——等他们自己先说话。等他们说‘我们一直秉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等他们说‘我们对藏品的来源管理有着严格的审查机制’，等他们说‘我们欢迎各方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对话’。这种话，他们迟早会说的。一旦他们说出了口，你就把这个给他们甩出来。并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不知情，你们是知情不报。你们不是没有证据，你们是把证据锁在柜子里藏了快五十年了。”

老赵把纸放下，手指按在“We knew”那行字的上面，微微地一用力，说道：“那我不是在追回一册书。我是在撕一块遮羞布。”

电话的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陆一鸣说了一句：“不止一块。是一整面墙。”

挂了电话，老赵把那页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到了牛皮纸的信封里，没有放进抽屉，没有塞进车底，没有埋到枣树根的底下——他把它放在了煤油灯的旁边，并且是压在了那盏裂了玻璃罩的老灯的底下，则是用灯座压着信封的一角。煤油灯里的油还是满满的，灯芯剪得短短的，就像是一个沉默了的守卫。信封压在了灯座的下面，露出来了一角牛皮纸的边缘，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米黄色。老赵看着它们并排的放在一起——一盏等天黑的灯，一封等风来的信——心里忽然就觉得很安定了。

然后，他关了顶灯，吹熄了煤油灯，在黑暗之中坐了片刻之后，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月光把地面照得灰白，枣树的影子落在了地上，就像是一幅没有画完的水墨画。他蹲了下来，伸手摸了摸枣树根部的那块已经松动了的砖——砖还在，优盘还在。他站起来，回到屋里，洗了手，打开冰箱看了一眼母亲给他留着的半碗凉面条，盖着一个搪瓷碗，在那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则是写着：“明天想吃啥？妈给你做。”

老赵把那张纸条抽了出来，认真的看了一遍，嘴角动了一下。他把那张纸条折好，放进了口袋里，跟那个U盘放在了同一个口袋里。一个装着证据，一个装着的是娘。然后他端起来了那半碗凉面条，站在了厨房灶台的边上，三口两口吃完，把碗洗了，扣在碗架上，关灯回屋睡觉。明天还要出摊。面还得揉，火还得生。信封里的火暂时不亮，但它已经燃起来了，只等一阵风。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十七章完）】

笔者注：

这一章，写到老赵看到“We knew. We chose not to speak.”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则是凉了一下。九个单词，把他们从“不知情的保管者”变成为了“知情的隐瞒者”。这其实不是猜测，也不是推论，而是他们自己写下来的，存档备案的，锁在柜子里将近五十年了的。老赵说，“我不是在追回一册书，我是在撕下来了一块遮羞布”。陆一鸣说，“不止一块。而是一整面墙。”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过某个真相，让你觉得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瞬间就崩塌了？咱们评论区里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