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这两个月，我替你餵药、替你煎汤、替你洗衣裳、替你写字。你上了讲台，我替你打点学校里头的事。你要写书，我坐到半夜替你抄。你说什么，我便做什么。你走哪一条路，我便跟著走哪一条路。”

她说得很慢。

“我没有怨过。一个字的怨也没有。”

“我晓得。”

“可我怕。”

这句话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她的身子缩了一缩。

一米五二的身量，跪在矮几前头，缩下去之后更矮了些。

“我怕的不是自家。我活了二十年，在这世上，除了哥哥，没有旁的人了。六岁的时候被丟在车站月台上，是哥哥把我捡回来的。我的命是哥哥给的。我这条命搭进去，不值什么。”

她抬起头。

“可哥哥的命不一样。”

沈既白看著她。

灯火照在她的圆框眼镜上，把那两片镜面映得亮堂堂的。

镜片后头的眼是红的，红得很厉害，可一滴水也没掉下来。

“哥哥的脑子里装著的那些东西——那些学生不曾听过的道理、那些书店架子上不曾有过的书、那些別人想不到的话——这些东西比一条命重。若是写了这本书，被內务省的人盯上了，被抓了、被关了、被——”

她没有把最后那个字说出来。

“那些东西便没了。脑子里的东西，同命是绑在一处的。命没了，东西也没了。”

她的手从膝上抬起来，伸向矮几上的那叠稿纸。

碰了碰那几行字。

“我不想写。”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她的手指按在稿纸上，按得很用力，就连纸面被她按出了一道凹痕。

“我不想写这个东西。我想——”

她停了。

停了很久。

外头有猫叫了一声，拖著长腔，从巷子那头钻过来的。

伴著她那虚弱的，亲昵的话语一同的。

“我想同哥哥就这么过下去。”

沈既白没有动。

“学校里教教书，晚上回来吃饭，写写《七武士那样的故事。松平老先生出钱印书，博文馆和春阳堂卖书，稿酬够吃饭便好。日子——就这么一日一日地过下去。”

她把手从稿纸上抽回来，叠在膝上。

“我就只剩哥哥了。”

她说罢，便什么都没有了。

屋里头的气氛也悄然变了变。

好似阴雨天沉甸甸地压下来似得，压在矮几上、压在稿纸上、压在那盏灯的火苗上。

沈既白盯著那盏灯。

他没有立刻开口。

——我就只剩哥哥了。

这句话搁在任何一个正常人耳朵里，都是该心软的。

一个孤女、一个被人从月台上捡回来的孩子、一个替你守了半年不曾合眼的人——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全世界都该让步了。

可沈既白不是“任何一个正常人”。

他的灵魂长在五星红旗底下，祖父的坟在淞沪战场的泥地里。

他读了四年歷史、读了四年中文，读过的那些书里头，有多少人说过同样的话——

“我不想死”“我想活著”“孩儿不孝了”。

——而说这些话的人，最终一个也没有剩下。

他们不想活著吗？

想的。

他们也有在乎的东西，於是替他们选了死。

他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