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会纳闷：古代没有印刷术，所有书籍都是抄写在竹木简牍和丝帛上，没有标准的本子对照，书籍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很容易走样跑偏，然后会以讹传讹，最后面目全非，以致真伪混淆，难以分辨，这样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难道这个问题就成了无解的癌症吗？当然不是，古人还是有古人的办法的。东汉汉灵帝时就有人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个人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蔡文姬的老爹蔡邕。

话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

儒学被定为官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东汉时，朝廷对各种经文都有一部标准读本，用漆书写藏于兰台，称为“兰台漆书”。当时儒生应博士试，名列前茅者可以做官。但他们手中的经书在文字上时有误差，为了便于应试，常有人贿赂兰台掌管漆书的官吏，暗改漆书文字，以与自己的本子相符，以致学者们莫辨真伪。所以，订正本文，存真去伪，已经成为东汉学人治经的重要课题。经学界出现了各种争论，除学派纠纷和意气用事外，也大多与经文有关，如篇目多少，文字异同，解说分歧等。虽然经过石渠阁、白虎观等会议，有时最高统治者还亲临裁决，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真可谓“尬临”。

蔡邕这时正在东观东汉著名的藏书室及史学馆校书，后迁为议郎。他深感“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他联合棠谿典、杨赐等，奏求订正“六经文字”，并书之于石，结果获汉灵帝批准。加上宦官李巡等五人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并极力赞助。于是蔡邕自书经文于石碑，招募工匠镌刻，竖立在太学门外，作为六经的标准本。“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当时前往观看和模写的人非常踊跃，车马多时达千余辆，“填塞街陌”见汉书蔡邕传等，实一时之盛。

由于是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5年所立，刻在石上的六经被称为熹平石经。共四十六碑，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等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瑰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其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