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终于够了，身份也不追究了，李在然的机会，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可那股子高兴劲儿没撑过一袋烟的工夫，心里就七上八下地打起鼓来。

他太清楚了，校长不会放他走。

可这样的机会，错过这一村，下辈子兴许都遇不上第二回。

“不同意，我也得考！”李在然把牙一咬，心里恶狠狠地想。

他这辈子，从没这么麻利过，撂下笔就往学校赶，冲进办公室，直筒筒地对校长说：“我要考研。”

话一出口，他心里已经做好了被劈头盖脸骂一顿的准备。

谁知校长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喝了口茶，轻飘飘一个字：“行。”

李在然愣住了，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他张了张嘴，想再问一遍，又怕这一问，校长就改口了。

从办公室出来，日头正好照在操场上，他站在那儿，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十年了，他头一回觉得，脚下的地，是实的。

他原以为，总会有哪个上级跳出来，拿他刚当上教导主任说事儿，阻挠他去考。

可事实上，一个都没有。

这个乡村小学，校长之下就是他李在然，说是教导主任，其实里里外外就这俩人撑摊子。

前两年还有两个知青在这儿代课，后来人家都考上大学走了，诺大的学校，一下子空了一大半。

要是李在然再考走，这学校就剩下校长一个光杆司令了。

可校长偏偏半点不慌，那份云淡风轻，看得李在然心里直打鼓。

直到有一天两人闲聊，李在然才明白，校长那点豁达，是早就得了信儿的。

随着高考恢复，教育系统人人奔走相告，都觉得教育的春天总算来了。

各地教育局眼看知青和农村知识青年一茬茬考走，农村教师青黄不接，愁得直挠头，最后定了个主意：让邻近几个村合署办学，老师凑一块儿，学生也凑一块儿，办成一所联中，一个萝卜一个坑，缺的坑就能填上了。

校长那神色里藏着的，正是他要调去新办的联中当校长的好消息。

既然要走了，李在然这个多一个少一个，于他又有何干？

这么轻易就到手的“批准”，反倒让李在然浑身不自在。

要知道，这在他身上，可是破天荒头一遭。

他已经习惯了，干什么都得先过领导那道关，事事都要等一句“批准”。

早些年他给教育杂志写稿子，写了好多年，篇篇都是点灯熬油熬出来的，稿纸堆起来有半人高。

有一回，编辑部的编辑亲自给他写信，夸他功底扎实，说想调他去市里当编辑。

那封信，他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夜里做梦都是城里的编辑部。

他连做梦都想，自己写的那些字，能变成铅字，印在纸上，给天底下的人看。

可等他揣着信，兴冲冲地跑去跟校领导汇报，话还没说完，就被兜头一盆冷水。

那位领导一脸严肃，把他那封信往桌上一按，撂下一句狠话：“什么时候我死了，你再调吧！”

领导为人老实，说话也直，可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李在然钉在了原地，哪里也去不成。

他半夜爬起来，把那封信锁进了箱子底，跟那颗进城的心一起，压得严严实实。

那阵子，他处处碰壁，隔三差五被拉出去批斗、做检讨，整个人被磨得几乎要疯了。

幸好，淳朴厚道的乡下人给了他一口喘息的气，没真把他往绝路上逼。

可他的心里，却一直在熬。

仿佛有另一个自己，成天跟他唱对台戏，什么事都要拎出来论述一番，什么人生道理都要争个面红耳赤，到后来连人际关系、鸡毛蒜皮的家常事，都要在心里过一遍，翻来覆去地对抗、诘问，把自己问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劲。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睁着眼躺在炕上，望着房梁，一遍遍地问自己：我是谁，我到底错在哪了，这问题问出来，连他自己都答不上来。

答不上来就睡不着，睡着了也做噩梦，梦见自己被人指着鼻子骂，惊醒的时候，后背的褥子都被冷汗洇湿了一片。

他整个人都蔫了，蔫得没了活气，厌世的心思一天重过一天。

幸好，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央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记重锤，把他从思想的泥潭里生生砸了出来。

那年冬天，全国五百七十万人涌进考场，这座沉寂了十年的大学门，终于重新朝普通人打开了一道缝。

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大队的喇叭里一遍遍念着高考恢复的消息，拳头攥得发白，热血直往头顶涌。

他连夜翻出积了灰的高中课本，借着油灯，把那几本薄薄的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又一遍。

那几本书还是他刚下乡时带来的，页脚都卷了，边角让虫蛀了几个小洞，纸都发了黄。

可等他兴冲冲跑去报名，公社的干部把他身份证件上的出生年月一看，一句话就把他堵了回去：超龄了。

一道年龄的门槛，硬生生把他挡在了考场外头。

他报不上名，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一屋檐下的知青同事收拾行李，奔赴考场，一茬接一茬地考走。

人家走一个，他心里就空一块。

他掰着手指头算过，高中毕业那会儿他正好够岁数，可那几年没有高考；等真有高考了，他又超了龄，这十年，像是老天爷跟他开的玩笑。

回不了城，希望破灭，李在然渐渐认了命，也渐渐想开了。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这片黄土地上了。

直到这张报纸砸在眼前，他才知道，那扇门，原来还没关死。

报纸上那行字，像一根火柴，把他心里那堆眼看就要灭了的死灰，又给点着了。

他当晚就把箱子底那几本高中课本又翻了出来，锁了好几年的那个念头，终于敢重见天日了。

借着油灯，他从第一页起，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那些年他教书，语文政治是吃饭的本事，可数学外语早就生疏了，公式忘了个干净，连字母都认不全。

他一点也不慌，他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从头学起。

他教了半辈子书，最懂得一个道理：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啃不下来的骨头。

他心里那本账，比谁都清楚：离考试还有几个月，够他把这堆书从头到尾啃上两遍了。

白天他照样上课、开会、写检讨，晚上就着一盏油灯，一页一页地翻，熬到后半夜，油灯添了又添，灯芯剪了又剪。

偶尔也有泄气的时候，一篇文章读了三遍还理不清头绪，一道题算了半天还是错，他就把笔一摔，趴在桌上喘粗气。

可一抬头，看见桌上那几张报纸，那句“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还在眼前晃，他就又把笔捡起来，接着算。

那一晚，他把灯芯拨到最亮，一直看到鸡叫头遍。

窗外还是黑黢黢的，可他已经能看见天边的那点亮了。

他想，那些年他丢掉的，不是学问，是这一口气。

现在这口气回来了，他谁也不求，谁也不等，就靠自己这一双手，把这个机会，牢牢攥在手心里。

窗外，鲁中平原的冻土正在一点点化开，河沟里的冰咔嚓咔嚓地裂着。

他知道，自己等的那个春天，已经在路上了。

门外头的春天，正等着他这双扎满针眼的手，去推开。

而这一次，他李在然，说什么也要把门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