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持之中，高考来了。
消息像一阵风，从公社吹到大队，从大队吹到知青点，又从知青点吹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有人听见后眼睛发亮。
有人听见后手心发烫。
有人听见后连夜翻出压在箱底的课本。
还有人听见后，先是一愣，随即低下头，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吴思就是那个装作没听见的人。
别人都在打听报名时间、考试科目、复习材料，他却照常扛着锄头下地，照常吆喝社员出工，照常把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脸上看不出急切。
甚至看不出一点波澜。
可越是平静，越像一潭深水。
水面不动，水底却在翻涌。
吴思不是不知道高考意味着什么。
他比谁都清楚。
只是他当年在公社大喇叭前说过一句话。
那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墙上，也钉在他自己脸上。
他说：“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
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去的时候，整个公社都听见了。
不少知青当时还替他鼓掌。
干部们点头。
贫协代表笑。
那句话听起来漂亮，硬气，像一块铁，砸在地上都能响。
可只有吴思自己知道，他说这话时心里留了一条缝。
他没把话说死。
他只说不招工、不招生，没说招干不去。
优秀知青往上走，最顺的路就是当干部。
从公社到县里，一层层往上，路是现成的。
他那时未必没有想过这条路。
可大话一旦说出去，就堵住了另一扇门。
工厂进不去。
大学考不得。
哪怕他心里后悔，也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往回走。
尤其现在。
尤其高考就在眼前。
报名，等于当众打自己的脸。
不报，又像把一条活路亲手掐断。
吴思心里拧着。
夜里躺在炕上，他盯着屋顶的苇席。
月光从窗纸缝里漏进来，照得土墙发白。
屋外有狗叫。
远处有驴哼。
风从院墙外刮过，吹得秫秸门轻轻响。
他闭着眼，却睡不着。
知青点里其他人已经睡熟了。
有人磨牙。
有人翻身。
有人梦里还念叨着数学公式。
吴思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离他们很远。
他问自己：你到底想不想去考？
这个问题白天不能问。
白天要干活，要摆队长架子，要装得稳，装得定，装得像个已经扎根的人。
只有夜里，这个问题才敢冒出来。
他听见自己心里有两个声音。
一个说：去吧，机会难得。
另一个说：别去，你丢不起这个人。
两个声音打架。
打得他心里发闷。
他算了一笔账。
三七开。
三成想去。
七成不想去。
想去的那三成，也不是多么向往大学。
他向往的是另一种日子。
不用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吆喝人上工。
不用别人刨一镐，他这个队长就得刨两镐。
不用收工后还蹲在油灯下安排第二天的活。
不用饿着肚子盘算下一顿吃什么。
饿过的人，脑子里总绕不开一个“吃”字。
那种饿不是嘴馋。
是胃里发空。
是干活时腿软。
是夜里躺下后，肚子咕咕叫，叫得人心慌。
他需要一种更稳当的生活。
需要一张不随风飘的床。
需要一碗不用算计就能端到手里的饭。
大学在他心里，首先不是书香，不是理想，不是前途似锦。
大学是一张可以离开饥饿的船票。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自己先羞了一下。
吴思觉得这太俗。
太不体面。
他从小被教育要吃苦，要磨炼，要玉汝于成。
他信这些。
他真信。
越苦，越要顶住。
越难，越要往前。
人一怕苦，他就觉得自己没出息。
他会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然后他把那点怕苦的心思压下去。
原本三五分，压成两三分。
再把学大寨、扎根农村的念头放大。
放大到七八分。
像狠斗私心一样，斗得自己脸都发烫。
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既然不想走，为什么心里总不踏实？
他给自己找理由。
他说，这命运是自己选的。
下乡是自己要求的。
既然选了，就不能随便改。
要是打仗就好了。
他常常幻想打仗。
一打仗，眼下这些乏味、枯燥、艰辛的日子就全结束了。
军营、号角、行军、沙场，带着一种近乎浪漫的烈性。
他想象自己穿上军装，背起枪，走进一片轰鸣和尘土里。
那里也许更苦。
但不会像现在这样，苦得没有尽头，苦得看不见名堂。
他甚至想过，真到了那一天，死了也不算白死。
男儿现身沙场，不在乎死亡。
这个念头让他心里燃起一点火。
可高考不是战场。
高考是考场。
考场里没有硝烟。
只有一张桌子，一支笔，一张卷子。
它不够壮烈。
不够悲壮。
不够替他洗掉当年那句大话。
一九七七年，高考真的来了。
吴思咬紧牙关。
父母来信劝他。
信里写得很小心。
没有逼他。
只说机会难得。
说家里可以寄点钱。
说他这些年在外头太苦。
吴思看完信，把信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
他没有报名。
也没有复习。
别人在油灯下背历史年代，他在院子里劈柴。
别人在默写政治题，他去地里收玉米。
伙伴们走进考场那天，他爬上一棵核桃树。
秋色西来。
天很高。
云很淡。
核桃叶子在风里哗哗响。
他坐在树杈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一下一下敲着核桃。
核桃掉下来，砸在草上，闷响一声。
他胸中忽然涌起一种悲壮。
像自己替某种信念守住了阵地。
像自己拒绝了一条容易的路。
像自己吃过的苦终于有了意义。
可这种悲壮并不干净。
它里面掺着酸。
掺着悔。
掺着一丝不敢承认的失落。
转年春天，消息传来。
那位曾经劝过他的知青朋友考上了清华。
吴思听见时，正在井台边打水。
水桶落进井里，溅起一片凉响。
他愣了很久。
桶提上来，水洒了一半。
他低头看着湿透的鞋面，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那份悲壮更重了。
重得压得他喘不上气。
他说不清这悲壮从哪里来。
是因为错过了良机？
是因为没有听父母的话？
还是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当年坚守的那句话，也许并没有那么正确？
他不愿意细想。
一想，就像揭痂。
疼。
一九七八年，风气一天一个样。
大队里开始有人议论大学。
公社里也开始有人议论大学。
连最不爱说话的老贫农，见了他都会问一句：“吴队长，听说又要考了？”
吴思总是淡淡地答：“还不知道。”
可他知道。
社会在变。
大队书记找他谈话。
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也找他谈话。
两个人都说得委婉。
书记说：“你表现一直不错，组织上支持你进步。”
副书记说：“政策允许，你就别耽误自己。”
吴思表面上仍不太情愿。
他说：“我再考虑考虑。”
语气平淡。
表情平静。
可回到知青点，他关上门，心里竟松了一口气。
他终于有了一个台阶。
一个可以下驴的坡。
他对自己说：上大学也是为革命。
本事大了，才能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它像一件外衣，替他遮住了那点难为情。
他终于开始复习。
好在吴思底子不差。
在学校时，他学得扎实。
插队这些年，也没完全离开书本。
小说看，报纸看，广播听。
写总结、听报告、记笔记，一样没落下。
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像埋在土里的火星。
风一吹，又亮了起来。
他拿起课本时，心里竟有些久违的亲切。
纸页发黄。
边角卷起。
油墨味混着尘土味，钻进鼻子里。
他翻着翻着，忽然笑了。
笑得很轻。
像怕惊动什么。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底子。
在镇江标准件厂，王建正被一张通知砸得发懵。
那天是四月。
车间里机器轰鸣。
铁屑味、机油味、汗味混在一起。
王建正低头装配零件，手上全是黑油。
班组长忽然跑进来，喊：“停产两小时，全厂开大会。”
车间一下子安静下来。
工人们面面相觑。
平时开全厂大会，都是下班以后。
谁也没见过上班时间停产开会。
王建心里咯噔一下。
他预感到有事。
大会在厂部礼堂开。
礼堂里坐满了人。
汽灯晃着，光线忽明忽暗。
厂领导站在台上，声音洪亮。
他说，国家恢复高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他说，这是大事。
他说，青年职工要积极报考。
台下先是一片安静。
随后有人小声议论。
有人抬头。
有人攥紧了手里的帽子。
领导接着说两条。
第一条，参加工作满五年的，考上大学可以带工资上学，工龄照算。
第二条，厂里给考生放十五天复习假。
话音刚落，礼堂里像炸开了锅。
王建听见旁边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有人猛地拍大腿。
有人小声骂了一句：“我的娘，还能这样？”
王建也心动了。
他心口怦怦跳。
他进厂已经几年，工龄够。
他年轻。
他不甘心一辈子只和螺丝、扳手、机床打交道。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个声音压住。
他的父母不会同意。
果然，晚上他一说，父亲就沉下脸。
母亲更急。
她说：“工人端的是铁饭碗。”
她说：“这饭碗是求人才端上的。”
她说：“你疯了？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去考什么大学？”
王建争了几句。
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放。
“别说了。”
那顿饭吃得像吞沙子。
王建心里堵得慌。
他觉得自己不被理解。
觉得父母短视。
觉得他们只看见眼前的一碗饭，看不见更远的天地。
他赌气收拾了东西。
第二天就搬进了工厂宿舍。
宿舍很小。
一张床。
一张旧桌。
一盏昏黄的灯。
墙上挂着一张日历。
日历背面写满家里的大小事。
哪天买了煤。
哪天发了工资。
哪天孩子发烧。
哪天亲戚来过。
纸页皱巴巴的，边角卷起，像被日子揉过无数遍。
王建坐在床沿，心里仍不服气。
他以为父母不懂他。
很多年后他才会明白，父母不是不懂。
他们是太懂那个时代。
他们知道一个工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不用看干部脸色过日子。
意味着工资不高，却有底气。
意味着厂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人还是工人。
意味着谁也不能随便把你赶走。
后来他去了美国，进了工厂，才真正体会到这种差别。
人家直截了当告诉他：这里不实行你那套，你得听我的，是我给你发工资。
话不好听。
却真实。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父母当年的脸。
想起那顿沉默的晚饭。
想起自己摔门而去时，母亲眼里一闪而过的慌。
可一九七八年的王建还不知道这些。
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考。
宿舍里很乱。
桌上堆着借来的书。
有的缺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