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总该试试吧！”

左因死死攥着那张边缘已经磨得起毛、被手心汗浸得微微发皱的招生登记表。

指节因为用力过度，泛出一片青白。

语气里裹着压不住的不甘，眼底却亮着一点孤注一掷的火星。

她原本只是对着空气低声自语，想把胸口堵得发慌的焦灼吐出去一点。

可这话落在对面坐着的邓启元耳朵里，却像一道惊雷，直直劈进他心里。

邓启元整个人猛地一震。

说者无心，听者却是字字扎心。

他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思，眉头拧成一个死死的疙瘩。

指尖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洗得发白的裤缝，一下，又一下。

脑子里全是左因白天说过的话。

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足足一万七千多人。

可最终录取名额，只有一百零五个。

比例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无数埋在民间的音乐苗子，连站在考官面前完整弹完一首曲子的机会都没有，就要被刷下去。

从学校老三号宿舍楼出来时，夜已经深了。

深秋的晚风裹着刺骨的凉意，顺着衣领往脖子里钻。

邓启元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跨上那辆半旧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梁上的黑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暗沉的铁色。

车把上挂着的小铃铛，被风一吹，叮铃轻响。

可他半点心思都听不进去。

心里像压着一块浸饱了凉水的青石板，沉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越骑，心里越堵。

那些考生眼里的期盼、紧张、绝望，在他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打转。

有背着旧手风琴挤公交的农村青年。

有手指冻得通红还在路灯下练琴的姑娘。

有放弃工作、背着铺盖从外地赶来，就为搏一个名额的中年人。

一幕幕，扎得他心口发疼。

车子刚骑过一条窄窄的青石板巷。

邓启元突然猛地一脚踩下脚刹。

橡胶车胎在粗糙的石板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吱呀声，火星子顺着地面溅起一小点。

他几乎是跳着下了车。

双手死死抓住车把，狠狠一拨，车头猛地转了方向。

车链条发出一阵干涩的咔哒声。

他翻身跨上车子，双腿用力蹬着踏板，力道大得几乎要把脚蹬子踩断。

车轮飞速转动，朝着叔父邓声喈家的方向，疯了一般疾驰而去。

邓启元住的地方在大六部口街。

叔父邓声喈住在南小街。

中间要穿过夜里车流渐渐稀疏的长安街。

就算不堵车，骑车也要整整三十分钟。

邓声喈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是核心班子里的重要成员。

主管的，正是文化、艺术、教育、科学这几块。

也正是当下国家重点着手改革、最敏感也最关键的领域。

旁人看着邓启元总往叔父家里跑，难免多想。

可只有邓启元自己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攀关系走后门。

全是因为叔父邓声喈那股踏实到近乎执拗的工作作风。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

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绝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

为了让出台的政策真正贴合实际、贴合人心，邓声喈几乎天天找人谈话。

工人、农民、教师、学生、文艺界的年轻人……

只要是能反映真实情况的，他都愿意听。

邓启元身为文艺界的后辈，自然成了叔父最常叫到家里的人。

有时候是傍晚。

有时候是周末。

邓声喈总会泡上一杯热茶，絮絮叨叨地问他。

文艺界现在最愁的是什么。

考生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规定，压得年轻人抬不起头。

邓启元也从不敢敷衍。

每次去，都把自己亲眼见的、亲耳听的，一五一十地说。

小到琴房不够用，大到招生名额卡死，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绝不隐瞒。

他愿意做这个传话筒。

一个夹在普通年轻人和高层决策者之间的传话筒。

可这一次，他心里却没底。

招生名额，是牵扯到全国教育布局、资源调配的大事。

不是一句话就能松动的。

他不知道叔父能不能帮上忙。

更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不会石沉大海。

可他心里也清楚得很。

叔父邓声喈，是真的在关心文艺界，是真心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年轻人捞上来。

单就中央音乐学院的事，邓启元印象里，叔父直接过问、亲自推动解决的，就有三件。

每一件，都实实在在帮了考生。

一路风驰电掣。

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邓启元脸上，又疼又麻。

等他终于赶到叔父家楼下时，天色已经彻底黑透。

巷子里的老式路灯昏黄微弱，光线拉得老长，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歪歪扭扭。

周围静悄悄的，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还透着一点灯光。

邓启元抬手，看了一眼手腕上那块旧上海牌手表。

表盘边缘磕出一个小坑。

指针稳稳指向夜里十点四十分。

这个点，叔父肯定早就洗漱躺下了。

耽误一分钟，那些考生的希望就少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