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京城的风跟刀子似的，刮过光秃秃的梧桐枝桠，卷起路边干枯的黄土碎沙，扑在人脸上生疼。

可再烈的寒风，也压不住中央音乐学院门口翻涌的滚烫人气。

这是十年动荡结束后，这所国内顶尖的音乐学府，第一次面向全国公开招生。

中断了整整十一年的艺术招考通道彻底重启，无数被压抑了整个青春的音乐梦想，终于在这个凛冬，等到了破土重生的机会。

没人提前预料到，这场迟到了十一年的招生，会火爆到近乎失控的地步。

从北国林海到江南水乡，从偏远农场到工矿车间，无数攥着乐谱、摸着乐器长大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奔赴京城、上海、广州、成都四大考点。

最终统计下来，全国报名考生足足达到了人，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央音招生的报考纪录。

教务处的木格办公桌上，一沓沓用糙纸誊写、字迹工整的报名表层层堆叠，没人刻意细数，摞起来的高度已然超过半人，压得木桌边缘都微微下沉。

随着阅卷、初试工作逐步推进，所有参与招生的老师，心里都被巨大的惊喜狠狠冲击着。

这些被时代耽搁了十一年的考生，专业功底和艺术灵气，简直高得离谱。

尤其是竞争最激烈的作曲系，遍地都是天才。

不少考生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学，全靠私下偷偷钻研、熬夜苦练，笔下的作品却灵气炸裂、章法严谨，编曲技巧娴熟老道，立意和层次感远超同期在校毕业班学生。

许多从教三四十年、见惯了乐坛人才的老教授，捧着考生的乐谱、听完现场演奏，都忍不住反复摩挲谱纸，连连惊叹后生可畏。

可这份突如其来的狂喜，仅仅维持了短短几天，就被铺天盖地的无奈与惋惜彻底覆盖。

根据文化部11月9日正式下发的招生红头文件，彼时仍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的央音，本年度全国仅计划招收105人，分散覆盖28个细分专业。

一万七千多名追梦人，争抢一百零五个名额，算下来整体录取比例甚至不足0.6%，比千分之二还要残酷。

这冰冷的数字，像一盆刺骨的冰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忱。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倾尽所有奔赴考场的考生，最终只能空手而归，连踏入这所音乐殿堂的门槛都触之不及。

极致的人才盛况和极致的名额稀缺，形成了刺眼又残忍的反差。

那段时间，招生名额的局限、天才的遗憾，成了央音校园里唯一的话题。

课堂间隙、办公室里、食堂饭桌前，所有老师开口闭口，都是这场令人揪心的招生考试。

每日暮色降临、考试落幕之后，音乐学院的围墙外，总能看见无数落寞的身影。

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裤脚沾着尘土的年轻人们，三三两两蹲在冰冷的石阶上，怀里紧紧抱着裹着粗布的乐器，攥着边角被捏得发皱、印着红色编号的准考证。

有人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无声的泪水砸在干裂的手背上，冻得冰凉。

有人呆呆望着校门的牌匾，久久不肯挪步，眼底藏着不甘、茫然与深深的绝望。

他们有人放弃了工厂的正式工分，有人离开了插队多年的乡村田地，有人耗尽家里数月口粮凑路费，赌上了全部青春与未来。

可现实大概率会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

考生的煎熬肉眼可见，监考、阅卷的老师们，心里更是五味杂陈、堵得发慌。

他们是最直观见证这批天才实力的人，也是最清楚名额稀缺、无力回天的人。

深夜躺在床上，脑海里一遍遍回放考生们惊艳的演奏、灵气十足的乐谱，老师们满心都是发掘人才的振奋，翻来覆去睡不着。

可只要一想到严苛的招生指标，想到这些千里马终将被一纸名额挡在门外，满腔热忱瞬间化作无力的苦涩。

很多老教授连着几日茶饭不思，对着成绩单和乐谱叹气，满心都是惜才之痛。

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何当年的人，对一场艺术招考执念到近乎疯狂。

但在1977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人都清楚其中的分量。

正规国家级艺术院校的统招名额，等同于国家干部编制，毕业就是铁饭碗，包分配、有工龄、有待遇，是普通老百姓翻身改命最稳妥、最珍贵的机会。

一张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一整个家庭的境遇。

每一个作废的名额，每一个被淘汰的天才，都是一次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

“这根本不是学生的遗憾，是学校的损失，是整个国家文艺界的巨大损失！”

办公室里，常有老师拍着桌子长叹，语气里满是不甘。

“这么多好苗子白白浪费，太可惜了！要是能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争取扩招名额，该多好啊！”

这样的感慨，邓启元这段日子听了无数遍。

此刻的他，正坐在杨峻家老旧的八仙桌旁，周身萦绕着暖烘烘的煤炉热气，驱散了窗外的凛冽寒风。

他双手捧着一只掉了些许瓷釉的粗瓷茶缸，温热的茶水透过薄瓷暖着手心，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亮得惊人，哪怕静坐不语，也透着一股利落精气神。

因为这双格外有神的大眼，身边相熟的朋友，都爱打趣给他起个外号，叫“瞪大眼儿”。

邓启元是央音声乐系68届老牌毕业生，毕业后分配进铁路文工团任职。

虽不在母校任教，但他从未脱离央音的老友圈子。

尤其是和储望华，两人交情极深，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平日里他总亲切地喊储望华一声小弟。

两人的生死交情，是十年动荡最艰难的岁月里，一点点熬出来的。

当年一同下乡、一同进驻文艺小分队，白天顶着烈日寒风下乡巡演、慰问群众，夜里挤在一间简陋宿舍，偷偷摸黑练琴、钻研乐理，藏着各自对音乐的赤诚与热爱。

两人脾气相投、志趣相合，熬过了最苦的日子，成了无话不谈、彼此托付的铁哥们儿。

储望华的分量，整个央音上下无人不晓。

他是民国报坛巨星储安平之子，年少成名，1952年考入央音附中主修钢琴，十七岁顺利升入央音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由他参与创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红遍大江南北，激昂的旋律响彻全国每一座礼堂、每一处军营，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

几人的住处离得极近，算是央音家属院的核心圈子。

邓启元家住大六部口街，央音刚好卡在他家与铁路文工团的通勤路上。

因此他每日上下班，都会特意绕路拐进校园，到老三号楼找一众老友唠嗑蹭茶，已成了多年改不掉的习惯。

老三号楼是建校早年的红砖老楼，墙体斑驳、楼梯木质扶手磨得发亮，楼道里常年飘着淡淡的煤烟、茶水和旧书本混合的味道。

储望华住在一层，杨峻夫妇也在一层，潘一飞住二层。

三人皆是六十年代央音钢琴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全部留校任教，深耕乐坛多年，彼此互帮互助、扶持至今，关系亲如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