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灰色收入，既然变成了正规商税，那就再弄出新的灰色收入。

这意味着：商户在常例钱方面的负担直接翻倍。一半进官府的仓库，一半进官吏的腰包。

此次王安石的开封一揽子赈灾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免征20文以下的小商贩常例钱。妈的，以前连小商贩的几文钱也收！

小商贩的负担远远不止这些。

王安石这次赈灾，还特减开封府一万贯的免行钱额度。

免行钱又是什么玩意儿呢？

以前官府会向商业行会摊派物资和人力，而且摊派往往远超实际需求。变法派的改革初衷，是为了减轻对底层商户（有店面或铺位的小商户）的侵害。

他们先划定行业，利润高的行业多交免行钱，利润薄的行业少交免行钱。再根据商户的资产和经营规模，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来确定具体缴费数额。官府收了免行钱，就不再向商户摊派物资和人力。

实际执行时却加重了底层商户的负担，因为中上层商户会向下转嫁。

更扯淡的是，以前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根本没有加入任何行会，因此不会被官府搞摊派。免行钱推出之后，把街头小贩也纳入征收范围。

为了给底层商户减负而制定的新法，最后却加重了底层商户的负担，还把街头小贩也连带着一起坑害。

都闹成这幅鬼样子了，王安石的赈灾计划，也只是减一万贯免行钱。剩下的免行钱额度，还要继续征收！

还有更扯淡的。

王安石这次减免城门税，应缴不满三十文的权免。

啥叫权免？

就是暂时免征，以后还会恢复。

而且只针对竹木、芦席、羊毛等几类商品。其余类别的商品不予减免，就算征一文钱也得老实交税。

徐来读完开封赈灾方案，把这玩意儿还给皇帝：“陛下问臣是何意见。臣可直言吗？”

“但讲无妨。”赵顼说道。

徐来开始讲故事：“臣少年之时，农闲季节会跟着父兄砍柴售卖。一担柴几十斤重，天不亮就出发，过了中午才能到县城。如果运气好，当天把柴卖完，可以摸黑回家。运气不好，只能睡在街边，第二天继续卖柴。陛下不妨猜猜，一担柴可赚多少钱？”

“两百文？”赵顼大胆给出价格。

徐来回答说：“洛阳的柴价，一担可值上百文。广州的柴价，一担只有六七十文。清远县的柴价，一担不超过三十五文。”

赵顼颇为惊讶：“那么便宜？”

徐来继续说：“三十五文，还得是运气好，因为县城居民往往会压价。清远县城北不到十里，就有连绵大山，那里的樵夫极多。樵夫一多，柴就不好卖。臣家里距县城挺远，不可能把柴挑回去。因此有的时候，被压价到三十文、二十五一担也得卖。”

“就按平均三十文一担计算。这些可都是好柴，需要提前在山里砍伐，还要晾晒干净水份。还要从天不亮就出发，过了午时才能进城，稍不注意还得睡在街头过夜。根本不敢在城里买东西吃，都是自己带干粮。”

“如果能在城外附郭街区卖完，没有谁会进城卖柴。因为进城虽然不交城门税，但门卒却要例行抽检。所谓抽检，就是抽走几根好柴当税费。”

“砍柴回家、挑柴进城都是重体力活，一担柴累死累活赚到的钱，如果用来买粮食吃，其实只够樵采者七八天的吃食。但不能这么算，因为干重体力活，还得见荤腥才行，否则体力扛不住。”

“陛下听明白了吗？”

赵顼表情茫然。

徐来只能阐述得更清楚：“以前农民进开封城，只要带的货物不多，是不用交城门税的。前两年向卖菜小农征税，就已经引起民愤，臣记得取消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何又重新征收。而这一次赈灾，居然只暂免少数几类货物30文以下的城门税。农民进城卖一只鸡，拢共也才几十文钱，向他们征税真合理吗？”

“农民进城要交一次税，进了城还要交免行钱。别看王相公免除了一万贯免行钱额度，但摊在整个开封城不算什么。而且中上层商户，会往下转嫁负担。进城卖鸡的农民，多半还得交免行钱。”

“农民没进城的时候，还有青苗钱、免役钱，还被市易务诱借市易钱。层层叠加盘剥无度。臣若是京畿农民，恐怕也没时间去偷听讲课，早就被卖给谁家当仆厮，又或者沿街讨饭做乞丐去了。”

“臣是五等户出身，知道百姓有多苦。王相公那帮人，正在把农民往死里逼。臣敢断言，今年若继续催征各种官钱，怕是诸路都将有百姓揭竿而起。”

徐来突然站起来，朝着皇帝作揖：“说一句大不敬的话，臣若是那些贫苦百姓，恐怕也会跟着去造反杀官！反正不造反也是死，造了反还有可能活。”

此言听得赵顼惊骇莫名，他甚至忘了今日召见徐来，主要目的是询问宰相和新法。

沉默好一阵，赵顼才问：“徐先生认为，韩绛和张方平谁更适合做宰相？”

徐来说道：“臣没见过张方平，不知此人实情。但韩绛肯定是不合适的，他连经营边路都能逼反将士。让他经营国家，怕是要搞得天下皆反！”

这句话，直接让赵顼打消任用韩绛的想法。

赵顼又问：“徐先生若做宰相，如何对待新法？”

徐来回答说：“新法不可骤然全部废除。一些恶法，当立即废除。一些善法，当监督与纠正。”

听闻此言，赵顼心里终于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