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天，陈阳带着家人和猎队的兄弟们坐火车去大连。

出发那天是七月十六号，农历六月十四，天热得厉害，蝉叫得跟哭丧似的，屯子里的土路晒得发白，踩上去烫脚，连狗都趴在树荫底下伸着舌头喘气，懒得叫唤。陈阳天不亮就起来了，把行李检查了一遍，两个帆布包装得满满当当，换洗衣服、干粮、水壶、赶海工具，一样一样地点过，确认没落下什么。阿兰比他起得还早，四点多就进了灶房，烙了三十多张饼子，白面饼，两面烙得焦黄，咬一口嘎嘣脆，咸菜疙瘩切了一饭盒，又煮了二十个鸡蛋，剥了壳，用油纸包了，搁在背篓里。

老郑头一宿没睡。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翻到后半夜实在躺不住了，爬起来坐到灶房里抽烟，烟袋锅子红红灭灭的，像萤火虫。天刚亮他就背着那个蓝布包袱来了合作社，包袱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把梳子，还有一块怀表，是他爹留给他的，铜壳子，表盘发黄了，但还能走。他把怀表擦了又擦，用布包了三层，揣在贴身的口袋里，怕丢了。陈阳看见他在院门口站着，说老郑头你这么早。老郑头说睡不着，怕误了火车。陈阳说火车下午才开，误不了。老郑头说早点来放心。

孙大勇和桂兰也来得早。孙大勇的腿还没好利索，右腿打着石膏，拄着一根拐杖，拐杖是木工房老孙头给他做的，柞木的，结实，上头包了一层海绵，不硌胳肢窝。他穿着一件白背心，背心上印着“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字都洗褪色了，背心领口也豁了，线头呲呲着。桂兰背着那个大包裹，包裹鼓鼓囊囊的，除了换洗衣服还装了十几个苹果、一袋子花生、两瓶罐头，罐头是黄桃的，玻璃瓶子，拿布包着，怕碰碎了。孙大勇说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火车上挤。桂兰说路上吃。

小王背着画夹，画夹是新的，木板的，外面包了一层牛皮纸，牛皮纸上画满了人参的图，是他自己画的，练了好几本子了。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扎在裤腰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抹了点头油，闻着一股子桂花味。陈阳说你抹头油干啥。小王说去海边得精神点。陈阳说你这人就是讲究。小王说不是讲究，是尊重。

郑彪背着那个人造革皮包，皮包的拉链坏了，用绳子系着，鼓鼓囊囊的。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衬衫是新买的，还带着折痕，领口硬邦邦的，扎脖子。陈阳说你新买衣服了。郑彪说去海边得穿得体面点，别让人家以为咱山沟里来的都是土包子。陈阳说咱本来就是山沟里来的。郑彪说山沟里来的也不能丢人。

马小六穿着那身绿军装，洗得发白了，但熨得板板正正，裤线能割破手指。他背着军用水壶和军用挎包，匕首别在腰上，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陈阳说你带匕首干啥。马小六说防身。陈阳说火车上不让带。马小六说他藏在挎包底下，看不出来。陈阳说你可别找麻烦。

人齐了，八个人，站在合作社院子里。陈阳把大门锁了，把钥匙交给阿兰的妹妹，说合作社的事你盯着，有事去找小赵。阿兰的妹妹说知道了。陈阳又蹲下来摸了摸赛虎的头，赛虎老得走不动了，趴在地上，头枕在爪子上，眼睛浑浊，看着陈阳，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像在问你去哪。陈阳说去海边，几天就回来。赛虎好像听懂了，不叫了，眨了眨眼睛。小黄站在赛虎旁边，摇着尾巴，也想跟着去，陈阳说你在家陪赛虎，下次带你去。小黄听不懂，还是摇尾巴，铁扣环叮叮当当的。

他们沿着屯子里的土路往外走。天热，土路上的灰被踩起来，呛鼻子。路边的大杨树叶子被晒得耷拉着，知了在树上叫，一声接一声的，叫得人心烦。屯子里的人站在自家门口看着，有的招手，有的喊话。王老三站在院门口，叼着烟袋锅子，说陈阳你们又去海边啊。陈阳说嗯。王老三说你们日子过得真滋润。陈阳说啥滋润不滋润的，赶海玩。王老三撇了撇嘴，没再说话。

张翠花站在自家院门口，抱着胳膊，看着他们走过去，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啊，挣了两个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天天往外跑，也不怕把家底跑光了。阿兰听见了，脸色变了，想回嘴，陈阳拉了拉她的袖子，说别理她。阿兰说她说你。陈阳说她说她的，咱走咱的。

张翠花看见陈阳没理她，又提高了嗓门说，去年去了半个月，花了多少钱自己心里没数？还带这么多人去，花的都是合作社的钱吧？陈阳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张翠花，说，张婶，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自己的，合作社的账每个月都贴在墙上，大家都能看，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查。张翠花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转身进了院子，把门摔得咣当一声。

桂兰走在后面，小声说张翠花就是嘴贱，犯不上跟她生气。陈阳说他没生气。孙大勇说他媳妇说得对，犯不上跟这种人计较。

走出屯子，上了公路。公路是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前几天下过雨，坑里还有水，踩上去溅一裤腿泥。陈阳扶着老郑头走，老郑头走得不快，但稳当，一步是一步，不慌不忙。孙大勇拄着拐杖走在中间，拐杖戳在砂石路上，发出笃笃笃的声音。桂兰走在他旁边，一只手扶着他的胳膊，一只手拎着包裹，走得一脑门子汗。

在公路边上等了一个多钟头，才来了一辆客车。客车是旧的，车身锈迹斑斑，玻璃上贴着“大连”两个字，字歪歪扭扭的，用红漆写的。车上挤满了人，连过道上都站着人。陈阳先上去了，把行李塞在座位底下，把老郑头扶上来，让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孙大勇拄着拐杖上不来，售票员是个胖大姐，说你这腿咋整的。孙大勇说工伤。胖大姐说行了行了，你别上了，她从后门上。她让司机把后门打开，桂兰扶着孙大勇从后门上了车。小王最后一个上来的，画夹差点被门夹住，他拽了好几下才拽出来，画夹的牛皮纸被撕了一道口子，小王心疼得不行。

车开了，晃得厉害，像坐轿子。老郑头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庄稼地，说今年的苞米长得不错。陈阳说嗯，雨水足。老郑头说苞米长得好，粮食就够吃。陈阳说现在粮食不愁了，就怕别的涨价。老郑头说涨不涨价的他管不了，他有口吃的就行。

孙大勇坐在后排，把伤腿架在桂兰腿上，疼得龇牙咧嘴。桂兰说你疼就说出来，别忍着。孙大勇说不疼。桂兰说你不疼你龇啥牙。孙大勇说他骨头痒，长骨头呢。桂兰说长骨头痒，那说明快好了。孙大勇说大夫说还得一两个月。

马小六坐在孙大勇旁边，从挎包里掏出一把花生，剥了壳往嘴里塞，吃得咔嚓咔嚓的。郑彪说你吃相小点声。马小六说花生脆，咋小点声。郑彪说你就不能不吃。马小六把花生收起来了，从挎包里掏出一块饼干，掰了一半给郑彪，说吃饼干，饼干不响。

从屯子到镇上，四十多里路，客车开了一个多钟头。到了镇上，陈阳带着大家去火车站买票。火车站不大，一间候车室，两个售票窗口，墙上挂着一面钟，钟停了，指针指着十点二十。售票窗口前排着队，不长，五六个人。陈阳排在最前面，买了八张去大连的硬座票，一张票十八块，八张一百四十四块。他把票分给大家，说拿好了，别丢了。

候车室里热得像蒸笼，风扇吹着热风，越吹越热。老郑头坐在长椅上，把蓝布包袱放在腿上，两手抱着，闭着眼睛好像在养神，又好像在打盹。孙大勇坐在他旁边，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用毛巾擦额头上的汗，毛巾湿透了，拧一把水汪汪的。桂兰从包裹里拿出一个苹果，用刀削了皮，切成几瓣，分给大家吃。

小王坐在候车室的地上，背靠着墙，把画夹放在膝盖上，画候车室里的场景。他先画了那个停了钟，画得挺像，连指针的位置都画对了。又画了那个胖售票员，胖售票员正打着哈欠，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小王把她画下来了，画得活灵活现，连鼻子上那颗黑痣都画出来了。旁边一个老太太凑过来看，说小伙画得真好。小王说谢谢。

郑彪坐不住，在候车室里走来走去，跟卖东西的小贩讨价还价。他看中了一副墨镜，茶色的，塑料框的，小贩要五块，他还价两块，小贩不卖，他转身走了，小贩喊他回来，说三块拿走。郑彪说不值三块，就两块。小贩说两块五。郑彪说两块，不卖他走了。小贩说行了行了，两块拿走。郑彪掏出两块钱，买了那副墨镜，戴上，对着玻璃窗照了照，问陈阳好看不。陈阳说像算命的。郑彪说你会不会说话。

马小六蹲在候车室门口，抽着烟，看着广场上的人。广场上有几个老太太在晒太阳，排成一排坐在花坛边上，聊着天，声音大得像吵架。马小六听了一会儿，没听懂她们在说啥，就转头看别处了。

火车下午两点零八分开。检票口一点半才开始检票，候车室里的人都站起来往检票口挤，行李磕着行李，胳膊碰着胳膊，人声嘈杂。陈阳让老郑头和孙大勇坐着别动，等人都进去了再进，不急。老郑头说听你的。孙大勇说行。

等到检票口的人少了，陈阳才扶着老郑头站起来，背上行李往检票口走。检票员是个年轻姑娘，穿着铁路制服，戴着大檐帽，检查了每个人的票，在票角上撕了一个口子，说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