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咳一次整个胸腔都在震动，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痰鸣声。

“大爷，我是省里来的，姓吴。您以前在矿上干过？”

付大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判断出了这是个“当官的”，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干过。干了快二十年。从十几岁下井，一直干到煤矿关门。最早是在红旗煤矿，后来去了东风煤矿，最后在一个叫‘兴旺煤矿’的私人小矿。兴旺煤矿的老板跑了，欠了我三个月工资没给。我呢，落下这身病。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喘不上气，要靠着床头坐一宿。去年住了三次院，花了近两万块钱，新农合报了一部分，剩下的全是借的。”

说着又咳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捂住嘴，咳完了把手帕叠好放回口袋，动作缓慢而熟练。

吴良友注意到他放回口袋的手帕上有一小片暗红色的痕迹。

他的心揪了一下。

他记得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先是干咳，后来咳痰，再后来痰里带血丝，最后大口大口地咳血。

“大爷，您的病去县医院看过吗？做过职业病鉴定没有？”

“去过。县医院的医生说我是三期矽肺，让我去劳动局做职业病鉴定。劳动局说要有劳动合同或者工资条才能受理。我哪有劳动合同？那些年在小煤矿干活，老板跟你讲什么合同？工资都是发现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哪有什么工资条。”

付大爷苦笑了一声，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后来劳动局的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找兴旺煤矿的老板补一份证明。我托人打听了好几年，才知道那个老板早就死了——在南方喝酒喝死的。他一死，我这职业病鉴定就彻底没指望了。”

吴良友蹲在那里，看着付大爷浑浊的眼睛和变形的手指关节，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

他想起父亲——父亲当年在小煤矿干活，也是没有劳动合同，也是老板跑了，也是矽肺病。

父亲比较幸运的是当年在国有大矿干过一段时间，有正式工龄，后来好歹办了工伤认定。

但付大爷没有这种幸运。

他从一个矿干到另一个矿，从一个老板换到另一个老板，最后什么证明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对烂掉的肺和满身的债。

“大爷，您别急。您的事，我记在心上了。”

吴良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付大爷，“这上面有我的电话。您让您儿子打给我，我帮您协调。”

付大爷接过名片，凑近了仔细看，嘴唇动了动，浑浊的眼睛里涌上了一层水雾。

“领导，你说话算话？”

“算话。我说话，从不骗人。”

从煤岭村出来，吴良友站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点了一根烟。

阳光很好，照在村前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照在旁边废弃的煤矸石堆上。

他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

“良友，你要是以后当了官，一定要给老百姓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回省城的路上，他对随行的省人社厅副厅长说：“回去后，把全省老矿工矽肺病保障的历史欠账做一个全面摸底。不光是梓灵县，江源、青远、太平三个市的所有老矿区都要排查。劳动关系确认不了的要逐一建立台账，看看有哪些是可以通过政策创新解决的。另外，研究一下能不能从省级工伤保险基金调剂金或者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安排一部分专项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好的，吴省长。但省级工伤保险基金调剂金规模有限，使用有严格的法定范围。”

“那就从资源税返还和矿业权出让收益中想办法。矿产资源是地下的，挖出来卖了钱，就应该留一部分用于保障那些挖矿的人。资金渠道的事，你跟财政厅一起研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

车子驶入省城时天已经黑了。

吴良友靠在车座上，看着窗外璀璨的万家灯火，心里却想着煤岭村那些老矿工。

他们的矽肺病，是一代人付出的代价。

煤挖完了，灯亮了，城市建起来了，但他们还住在裂缝的老房子里，半夜咳得睡不着觉。

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

手机震了。

王菊花发来微信：“良友，今天回来吗？妈说今天是你生日，做了红烧肉。吴语从青海打电话回来了，说祝您生日快乐。”

吴良友愣了一下，翻了翻手机日历——今天确实是他生日。

他自己都忘了。

他回复道：“回来。等我。”

车子驶入省城，万家灯火在夜色中如一片温暖的海。

吴良友靠在车座上，想起父亲。

父亲没有过过几个生日——矿上不过生日，过年能吃顿饺子就是好的。

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没有等到他出息的那一天。

但父亲的话，他一刻也没有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