汛情稳定后的第一个周末，吴良友没有休息。

他带着省人社厅和自然资源厅的几个人，去了江源市梓灵县——他父亲当年挖煤的地方，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梓灵县的煤矿已经关停了大半，只有少数几个大型国有矿井还在生产，全部采用机械化综采设备，井下作业环境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但那些已经关闭的小煤矿留下的伤痕还在——山体被挖得千疮百孔，煤矸石堆成一座座黑色的小山，下雨就往下淌黑水。

更严重的是，当年在小煤矿干活的矿工们，很多人得了矽肺病。

这种病是矿尘在肺里沉积造成的，不可逆转，只能靠吸氧和药物维持，到了晚期连平躺着睡觉都是奢望。

吴良友的父亲就是死于矽肺病。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他至今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样子——瘦得皮包骨头，嘴唇发紫，每喘一口气喉咙里都发出像拉风箱一样的嘶鸣声。

这次回梓灵，他是带着一个具体任务来的——调研老矿工的矽肺病保障问题。

上个月省政府信访办转来一封联名信，信是江源市梓灵县几十名老矿工联名写的，信纸皱巴巴的，上面按满了红手印。

信里说，他们当年在乡镇煤矿干活，煤矿关停后老板跑了，矽肺病的职业病鉴定和工伤认定一直办不下来。

没有职业病鉴定书，就享受不了工伤待遇；享受不了工伤待遇，看病的钱就得全部自己掏。

很多家庭因病致贫，有的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甚至拒绝吃药。

信的最后一段话写得歪歪扭扭——“我们这些人，都是给国家挖过煤的。煤挖完了，矿关了，老板跑了，我们这身病谁来管？”

吴良友读完那封信，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父亲。父亲当年在矿上干活，也是小煤矿，也是矽肺病，也是老板跑了。

父亲走得早，还没来得及享受到后来的工伤保险政策。

那封信上那些颤颤巍巍的手印，每一个都像父亲按下的。

车子到了梓灵县，县委书记姓马，四十出头，是从市里派下来的干部，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吴良友没有寒暄，开门见山：“我今天来，就一件事——老矿工的矽肺病保障问题。”

马书记早有准备，翻开面前一份厚厚的材料。

梓灵县在八九十年代鼎盛时期有大小煤矿上百家，从业人员上万人。

后来煤矿整治，小煤矿全部关停。

近几年县里对老矿工的矽肺病情况进行了多轮摸底——已经确认职业病的有上千人，其中大部分通过工伤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医保享受了相应待遇，但有两三百人卡在了“劳动关系确认”上。

这些矿工当年在小煤矿打工，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条，没有社保缴纳记录，煤矿关停后企业注销、老板跑路，找不到用工主体，劳动仲裁无法受理，职业病鉴定程序走不下去，后续的工伤认定和待遇享受就全卡住了。

县人社局想了很多办法——找老工友互相作证、调取当年煤矿的工商登记档案——但时间太久，很多档案已经缺失。

吴良友听完汇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茶水是本地的大叶茶，苦味很重。

“你们有没有去矿上实地看过？那些老矿工现在住在哪里？”

马书记犹豫了一下：“去过一些。主要集中在几个老矿区周边的村子里，条件确实不太好。大多是七八十年代的土坯房，有些已经裂缝了。去年危房改造解决了一部分，但因为这些人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些不符合危改条件。”

“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因为他们不符合条件，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因病致贫的情况考虑进去？”

吴良友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一个矽肺病人，每年吃药住院花掉好几万，家里的劳动力又因为生病不能出去打工——这种情况，算不算贫困？”

马书记点了点头，没有辩解，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旁边的县人社局局长插话：“吴省长，还有一个情况——这些老矿工大多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按现行政策不能参加工伤保险。他们的矽肺病即使做了职业病鉴定，也没法走工伤认定这条路。这是政策层面的障碍，不是县级能解决的。”

吴良友把这个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在旁边画了个重点符号。

“你们先把能做的工作做好——劳动关系确认不了，就想办法找替代证据。当年一起干活的工友还有多少健在？互相作证。煤矿当年的工商登记档案有没有留存？能找到多少算多少。县里成立一个工作专班，专门帮这些老矿工梳理证据、补材料、走程序。政策障碍我带回省里研究，需要向上反映的我来协调。”

中午，吴良友没有在县委食堂吃饭，而是让马书记带路去了一个老矿工聚集的村子。

村子叫煤岭村，坐落在山脚下，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

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有的在咳嗽，有的在打盹，有的抱着一只老猫晒太阳。

看到几辆车开进村口，纷纷眯起眼睛打量着来人。

吴良友走到那棵大槐树下，蹲在一个正在咳嗽的老人面前。

老人姓付，七八十岁，头发全白了，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煤灰。

他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里泡着半缸浓得发黑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