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口油锅，终究还是沸了起来。日伪的报纸，像是闻着了血腥味的苍蝇，‘嗡’的一声，全扑了上来。

打头的，就是《庸报》。

原先这张报，还遮遮掩掩，说话留三分，如今，却像是捡着了尚方宝剑，腰杆子一下子硬了。头版上，拳头大的标题，黑糊糊一片，把汪精卫那封艳电，捧成了“和平救国的佳音”。

“汪副总裁发表艳电，主张中日和平，结束战事，拯救万民于水火。”

“和平曙光，已现东亚。”

“抗战亡国，和平救国，凡我国人，亟应猛醒。”

一张不够，又加印了号外。

红的、绿的，满街地撒。报童，扯着嗓子喊，声音在冷风里头，传出去老远。

日租界里头的高音喇叭，也跟着响了起来。

那喇叭，架在电线杆子上，从早到晚，翻来覆去地播，把那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鬼话，念了一遍又一遍，吵得人，脑仁子疼。街上的人，捂着耳朵走，它也不管，自顾自地喊。

接着蹦出来的，是新民会的汉奸。

新民会是王克敏的临时政府仿照伪满的协和会办起来的。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跟着伪华北临时政府，一块儿出世。

这个新民会打的旗号是“新民主义”，看着像个民间团体，可那实权，全攥在日本顾问、特务的手里。

汪精卫的艳电一经曝光，新民会可算是逮着机会了，立马组织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一队一队的，穿着灰布制服，打着小旗，敲着锣鼓，在街头、在码头、在车站，摆开桌子，开宣讲会，贴标语，喊口号，闹得乌烟瘴气。

那帮游民，本就是为了混口饭吃，给几个钱，让喊什么，就喊什么，让贴什么，就贴什么。

可越是这样，越显得，这“和平”，没什么底气。真正有头有脸的人家，没几个，肯出来，替他们站台。

天津伪市政府那边，伪市长潘毓桂，也跟着发了话。他通电“响应”，说什么“汪副总裁顾念民生，倡导和平，实乃国之大幸”，还张罗着，要开什么“庆祝和平大会”。

一时间，天津卫的天，仿佛真被这帮人，翻了过来。

凡是替日本人说话的，都蹦了出来，一个个，趾高气扬，好像这仗，真要“停”了，他们的好日子，就他妈要来了。

当天下午，王汉彰，贴上了假胡子，穿着一身半旧的棉袍，往华界走了一圈。他低着头，混在人堆里，看着这一切。

街角，围了一群人。中间，站着个穿灰布制服的新民会宣讲员，正扯着嗓子喊：“汪副总裁说了，抗战是亡国，和平是救国。咱们中国人，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血流成河，国破家亡，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人群里头，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更多的人，低着头，不说话。那点头的，多半是被唬住了；那摇头的，也只是在心里头摇，不敢出声。

王汉彰站在人群外面，听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走到另一个街角，看见一个报童，举着《庸报》的号外，一边跑，一边喊：“看报看报，汪副总裁发表艳电，和平救国，拯救万民。”

有人掏钱，买了一份，看了两眼，没说话，把报纸，塞进了口袋。

有人摆摆手，没买。

还有人，拦住报童，问：“真的假的？”

报童把胸脯一挺：“报上登的，还能有假？”

王汉彰看着那个买报的人，把报纸塞进口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他知道，这些人心里头，在想什么。汪精卫都投降了，这仗，还打个什么劲？不如早点跟日本人谈和，好歹，保一条命，保住家里的那点产业。

这种念头，一旦生出来，就会像瘟疫一样，悄没声地，蔓延开去。今天，是一个人这么想；明天，就是一条街，一片人，都这么想。

他又往前走，过了两条街，到了码头附近。码头边上，照旧摆着新民会的桌子，几个人，敲着锣，招徕过路的脚夫、苦力。

那些脚夫，挑着担子，低着头，匆匆地走，谁也不敢往那张桌子跟前凑。

可你不凑，他还不依。一个穿灰布制服的，上前拦住一个老脚夫，硬往他手里，塞了一张传单，嘴里还念叨着，让他回去，好好“醒悟”。

老头捻了捻手里面那张粉红色的传单，粉色的雪连纸，摸上去挺软乎。老脚夫往前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冲着那个新民会发传单的人说：“你这个传单还有吗。多给我来点……”

发传单的那个人看了这个老脚夫一眼，五十来岁，身上披着块麻袋片子，这种人最多也就认识自己的名字。想到这，他摆了摆手，说：“拿一张看看就得了，上面的字你认得全吗……”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身后的日本督导却走了上来，冲着这个老脚夫笑着说道：“老者，你的……支持汪总裁的和平言论？”

老脚夫摇了摇脑袋，开口说：“嘛王总裁、李总裁的，我知道他是卖嘛的？我就是看这纸挺软乎，想拿点回去擦腚眼子。这一立冬，树叶子不好找了……”

日本督导一听，立马勃然大怒，骂骂咧咧的吼道：“八格牙路，你的……良心大大地坏啦！”

老脚夫一听，连忙转身往远处走。他一边走，嘴里还一边叨咕着：“操，不给就你妈算了。你自己个留着，上坟时烧给你爸爸吧……”

王汉彰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他知道，这些卖力气的苦哈哈，心里头跟明镜似的。谁让他们有饭吃，谁让他们没活路，他们门儿清。 只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们也得活下去罢了。

车站那边，更是戒备森严，进进出出，都要查良民证，翻箱倒柜。墙根底下，蹲了一溜儿人，一个个，面黄肌瘦，都是被盘查下来、等着取保的。

风一吹，那传单、标语，哗啦哗啦地响，看着热闹，可那热闹底下，是一片说不出的萧条。

铺子，关了不少；街上的人，也都脚步匆匆，脸上，没几分活气。王汉彰看在眼里，心里头，沉甸甸的。

他比谁都清楚，这，才是汪精卫这封艳电，最要命的地方。

1939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那一天，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开了临时会议。蒋委员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拍了板，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大后方的报纸，连篇累牍，骂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头号汉奸”。赤党那边，也发了话，说汪精卫这一跪，跪不倒中国人的抗战，全国上下，要一道讨汪、锄奸。宝塔山那边，还开了几万人的大会，群情激愤，喊的，是“打倒汉奸”“抗战到底”。

海外的华侨，更是群情激愤，声讨的电报，雪片似的，往回飞。南洋的华侨，先前为了支援抗战，捐钱、捐药、捐飞机，如今，听见汪精卫要和，一个个，气得直骂。他们说，这仗，是替全中国人打的，谁要敢言和，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这消息一到，天津卫里，那些还揣着几分良心的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就说嘛。”茶馆里，有人拍着大腿，“重庆，能饶得了他？”那一桌人，听了，都跟着点头，脸上的晦气，散了几分。

《庸报》那帮人，像是被人一把掐住了脖子。开除党籍这事，只字不提，版面的角落里，一丁点都不敢登，依旧厚着脸皮，鼓吹他们的“和平”。这一来，反倒露了怯。

反倒是那份神出鬼没的油印小报《高仲明纪事报》转载了上海《大美晚报》中文副刊上的一则短文：昔日汪兆铭谋刺清摄政王，狱中题句，一时传诵。今艳电甫出，甘心附逆，有陈剑魂改其旧作，讽之云：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一冷一热，一真一假，两下里，这么一比，人心里头，反倒，雪亮了几分。

嘴上喊“和平”的，心里头，揣的是什么；重庆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明白人，都看明白了。

可这铺天盖地的热闹，掩不住底下的慌。汪精卫投敌的消息，像是长了腿，几天工夫，就钻进了租界的每一条巷子、每一间屋子。

租界里的人，先是懵，后是慌，再往后，就乱了。茶馆里、酒肆中、澡堂子、理发店，三教九流，凑在一处，说的，全是这桩事。

有拍着桌子骂的。

“汪精卫？他也配？！当年刺杀摄政王的那点骨气，都叫狗吃了？！”

“我看这《庸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人家重庆，能由着他？！”

“国府可管不着河内的事儿，你知道河内在哪吗？那是安南，有法国人管着。法租界里面那帮猴子一样的巡捕兵，就是安南人。不过我听说安南的小娘们长得不赖，他在河内，吃香的喝辣的，玩着安南小娘们，管他妈前线打成嘛样呢！”

另一个人摇了摇头： “他可不敢操安南小娘们，别看汪精卫长得一表人才，听说他发迹都是仗着他媳妇家里面给他掏的钱。要是没有他媳妇，当年他就死在前清的大牢里头了。可他媳妇长得跟猪八戒他二姨赛的，那大体格子，赶得上十字坡的孙二娘了。汪精卫要是敢玩安南小娘们，他媳妇还不把他蛋子儿给挤出来？”

众人一阵哄笑，还有个教书的先生，气得手直抖，说汪精卫，这是把天下读书人，几十年的脸面，都给丢尽了。

“当年他写‘引刀成一快’，我还教学生，把它抄在本子上。如今，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也有蹲在墙角，唉声叹气的。

“连副总裁都……都投了，这仗，还打个嘛劲儿？”

“我看，这天下，是要变了。”

这种人，骂不出来，也不敢骂，只把那点愁，压在心里，长吁短叹。

更有那胆子小的，吓得连夜收拾细软，盘算着，是不是该往南边、往香港，再逃一逃。

做买卖的，更是各怀鬼胎。有的，关起门来，观望风色，货也不敢进，账也不敢结；

还有一种人，背地里已经悄悄托人，去打听新民会、伪政府的门路，想着谋个一官半职，哪怕先递个话、混个脸熟也好。

这种人，最是叫人不齿。平日里，喊抗日喊得比谁都响；一看见风头不对，掉头，比谁都快。

轻言大义者，临阵必变节！这句话说的是一点也没错！

人心，就这么，浮动了起来。

有人想打，有人想和，有人想逃，有人想靠，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去处。

台儿庄大捷和万家岭大捷那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硬气，被汪精卫这一封艳电，冲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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