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们所在的长津湖战场，是朝鲜北部最严酷寒冷的地区，海拔平均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类似中国的避暑胜地庐山），林木密布，几乎无人居住，只有几条山间小路供通行。

九兵团仓促入朝，每个班的十几个人却只有一两床棉被，到了夜晚，士兵们不得不将棉被铺在雪地上，十多人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用彼此的体温来抵御零下45摄氏度的严寒。别说保暖了，不被冻僵已经算是万幸。每天早上点名时，队伍总会短上一大截……

部队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后勤供应跟不上。

东线只有一条山间公路可以勉强走车，时常被美国飞机在空中监视和袭击。

27军四十多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很快便被凝固汽油弹烧毁殆尽，部队只好亡命徒一般轻装前进。在如此严酷的寒冷条件下，即便是摄入大量高热量食物也难以顶事，可部队连能充饥的冷土豆和炒面都供应不上。

有的女同志为了背一袋粮食上山，竟然累得吐血。战斗打响后，投入战斗的志愿军部队中，有的少则两天、多则九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食。为了避免敌机侦察，连火都不敢生，饥寒交迫的战士们连热水都无法喝上一口。

武器装备的情况也极惨。

东线位于高寒山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每一发子弹、每一份干粮都必须由士兵肩扛背驮地运送上去。20军的步兵每人仅携带了80发子弹，而由于地势险峻，大口径火炮难以运输，只能全部弃置在鸭绿江以北。

部队被迫携带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上山，可炮弹又带不了多少，82迫击炮只能带弹90发，60迫击炮只能带60发，手榴弹居然成了重武器。这仗是真难打了。

宋时轮和陶勇无计可施，只能让26军留在二线，前线的两个军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怎么可能再增加一个军呢？现在，现代化战争又向中国的将领们提出新课题了，从建军之日起就一切取之于敌的中国军队，开始领悟到现代化后勤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11月5日22时，北京发电，明确指示第9兵团入朝后由志愿军总部统一指挥。翌日10时，志司向宋时轮、陶勇传达任务和行动部署，并将该电同时转发给正在黄草岭地区掩护第9兵团推进的第42军。

志司在接管第9兵团指挥权后，首次提出了东线作战的完整构想：

以第1陆战师为主要打击对象，优先消灭其两个团；

战场选择在长津湖东西两侧，理想地点是旧津里和长津线区域，若能再向北推进则更为有利；作战方法是引敌深入，结合正面阻击和侧后袭击；

作战力量主要是第9兵团的两个军，分别在长津湖以西和以北集结，并与已在该地区的第42军协同作战。

在志司看来，面对美军冒进的情况，最佳策略是将第1陆战师引至旧津里及其北部地区作战，拉长其战线，便于东线志愿军集中兵力从其侧后发起迂回攻击；

若美军不冒进，则应将攻击重点转向南部的五老里，切断其深远后方的退路，从而在长津湖东西两侧及其南部，形成围歼第1陆战师主力的态势。

然而，随后作战的进展并未按预定计划进行。

首先，第1陆战师进入长津湖地区后，主攻方向并未朝北推进，而是改向西方，迫使第9兵团不得不将作战重心相应向西调整。

其次，由于西线作战的需要，原本在东线作战的第42军未能留在长津湖地区配合第9兵团行动，而是全部撤出东线，调往西线德川和宁远战场。同时，第9兵团的部队也未能深入到可以对五老里进行侧后攻击的位置。

从战役全局来看，第42军调往西线，进一步增强了西线作战的力量，为在德川、宁远方向顺利打开战役缺口，并为取得清川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42军西调，却削弱了东线的战场力量。

42军主力入朝后，一直在东线作战，已熟悉敌情和战场环境，并占据了较为有利的阵地，既能从正面阻击敌军，又能从翼侧威胁敌人的侧后方。

42军调离后，阵地仓促移交给了刚抵达长津湖战场的第9兵团部队，行动衔接上存在困难，并且迫使第9兵团分兵填补42军留下的空缺，导致攻击兵力分散。这一情况对之后的长津湖之战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期间，志司根据敌情变化，不断调整东线作战构想。

在11月8日10时电报中，将第9兵团作战指标确定为歼灭美军4个团，分两步执行：第一步，首歼第1陆战师2个团；第二步，再歼来援的第7师2个团。大将军指出“此役关系重大，不可迟延”，这句话，对宋时轮来说，当是沉甸甸的。

第9兵团在各项准备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出动入朝，这一状况对后来的作战行动影响甚大，以致造成严重损失。战役结束时作总结，部队有一种埋怨情绪，认为兵团领导不体恤下级，“只顾上情，不顾下情”，有“个人英雄主义”。

宋时轮解释道：“当时局势危急，如不迅速入朝作战，东线发生意外，影响西线战斗，直接有关整个朝鲜战局。故我兵团为了情况的紧急需要，不得不仓促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