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这些诗句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谕诗相比，感觉就像是两个不同风格的人写的。

于是，自此，白居易关注现实的讽谕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了白居易之后诗歌创作的主流。

没错，天子赏识你，是希望你的歌唱跟夜莺一样动听，不是希望你来充当饶舌噪耳的啄木鸟。

当白居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原先一身是胆的男人，再也没有最初的热血与雄心了。

此后，尽管他后来重新得到了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主动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官职，提出分司东都，即是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后人的学术界通常把这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的分界线。

后人时常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一个闲适无为、选择躺平的老干部？

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中（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一个。

诗人前三甲中，我们不妨细看一下。

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

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白杜甫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按照正常的人生路径设计，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但是，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了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而是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中隐》的诗，里面提出不要大隐，不要小隐，他要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

这样的中庸路线，深得传统文化的毒害，跟当年那个犀利的中青年干部已经形同陌生人了。如果青年白居易穿越十多年后员到晚年白居易，他会不会认不出这个圆滑世故的老头是自己？

但对白居易自处时代的政治环境进一步了解，我们是否对白居易的人生选择有了多一点的理解？

他曾努力过，曾试图改变命运，改变政治，改变社会，但他失败了。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

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政治局面，包括党争倾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些都不是他一个白居易能够改变的，十个白居易都无法挽救这个国家下堕的趋势。

白居易的失败与退化，或许不应当认为是他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人们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像堂吉诃德一样，无视自己的一再失败，继续去做不必要的斗争及牺牲。

一个人在从政的道路上，可以有所选择。可以选择作好官，可以选择作坏官。可以选择不畏权势、洁身自好，也可以选择卑身屈节、同流合污。

白居易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选择后者，无疑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的官场上，像他这样超脱不站队的选择，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如果我们处于白居易这个时代，我们敢保证比他做得更好？